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改良派人物和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并不以文学为事业的终极目标。然而翻开晚清至“五四”之间的中国文学史,梁启超这个名字却出现在许多章节之中,成为人们研究中国近代文学无法逾越或者忽略的重要存在。梁启超的文学作品和理论对中国文坛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广泛地体现在诗歌、小说、传记、散文和戏曲等各个文学类别之中。研究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及其所受影响,对于更好地了解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特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生发展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梁启超文学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用来传播他的政治理想。梁启超参与其中的戊戌变法以失败而告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宣传不力,没能够有效把改良思想传递给广大人民群众以获得民众的支持,从而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在流亡到日本的轮船上,梁启超读到了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记》,这部作品给他以极大的启示,使他如大梦初醒一般欣喜。此后,以各类文学形式承载政治思想的宣传任务、以期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获得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便成为他孜孜以求的目标。他先后提出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史界革命”和“曲界革命”等口号,并在独特理论的指导下创作和译介了多部日本和西方的文学作品。通过一系列的文学活动,梁启超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得到了充分有效的传播,他的理论和作品给中国的热血青年以极大的影响和启发,感召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更重要的,是梁启超的文学活动改变了文学的功用,使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走上了干预政治生活、促进思想变革的轨道,对中国“五四”运动的发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梁启超的文学理论和创作都体现出了中外融合的特征。　　 一生善变,这是梁启超本人承认的事实。这种善变主要体现在他的政治理想和实现理想的途径上。然而他始终不移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认同。他倡导向西方学习,是立足于对传统文化的补充与提高,并认为中西融合必将生发出全新的先进文化,使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焕发出新的生机。　　 正是抱定这样的信心,梁启超主张让诗歌承担塑造民族精神的责任:力求使小说和戏曲能够宣传政治思想、干预社会生活;以史传作品介绍中外造时势的英雄,为社会改良提供样版和借鉴;在散文中融中西史笔,直抒胸臆,强有力地感染读者。　　 在对国外作家和作品的译介过程中,梁启超十分注重“洋为中用’’的原则。他翻译拜伦的作品,用它来弘扬民族解放精神;他介绍雨果,以期倡导其以文学干预政治的理论;他编译《意大利建国三杰》和《匈加利爱国志士玛志尼》,是为了在中国唤起更多的创造时势的革命英雄。这种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富有针对性的引进和译介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郭沫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是在这些革命思想和言论的启发下走上了追求民族解放和独立的革命道路的。通过创作和翻译、提出理论和开办杂志等互相呼应的多重方式,梁启超成功掀起了文学界的启蒙浪潮。　　 在梁启超之前,中国已经有了一些翻译的西方小说面世,但它们都是以孤立的面目出现的,并不能形成对社会的整体影响。而梁启超从事文学活动之后,对外国文学的关注突破了单个作家和作品的局限,视野逐渐延展到文学思潮和文学史的领域。他通过向国外政治文学的学习而提出自己的文学理论,同时又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创作来与之相呼应、相印证。除此之外,他还通过开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杂志,刊载自己和其他作者观点相近或相同的理论文章和文学作品,形成规模效应。梁启超充分注重这些杂志中整体舆论氛围的营造。常常是梁启超就一个问题发表立论文章,而继之是多个作者就同一立论进行阐发与补充,为读者答疑释惑。他们观点相同、笔法相似,共同的目标就是向读者传播启蒙思想,改良中国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这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有力地左右和影响国内文学界,成为领导文学发展潮流的一代宗师。以觉世为目标,梁启超的文学产生了传世的效果。　　 梁启超强调在社会变革时期要以创作觉世之文为己任,他自己也始终恪守着这个原则,因而重视思想性而轻视艺术性的问题在他的理论和作品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梁启超的作品突破了文体的界限,夸大了文学的思想教化作用,并在艺术上表现出了幼稚病。但正因为梁启超注重思想性的宗旨,又反过来被时人所接受,使他能够成为文学变革的先导者和旗帜。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颠覆了小说、戏曲和传记等文学类别的根本属性,为它们干预生活、干预政治开辟和扫清了道路,从而为后世所重视与效法。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他具有着强烈的觉世的追求,才使他的作品拥有了传世的实际效果,为自己在中国文学史上争得了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