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针对外部强敌对晚清政府与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也是中国外交近代转型的过程。 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推进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诸领域内西学东渐的进程；指导了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转变和外交机构的建立；推动了外交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在中国的形成、发展和运用。 研究历史是为现在和将来提供资鉴。我们可以在历史与现实当中找到一个可供分析的理论形态，这就是历史研究范式。从社会转型理论范式看，近代社会与当代社会都属于转型社会，或者说社会转型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无时不在的现象，或者急剧，或者缓慢。因此，近代外交转型的特点和规律性具有转型社会的通性。研究近代中国外交转型问题，本文主要归纳了外交转型的特点和历史地位，近代外交转型具有依附性、实用性、由被动逐渐向主动过渡、艰巨性的特点。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是，外交的近代化有利于中国参与世界事务，同时促进自身社会的变革；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艰难历程及中国学习西方的痛苦抉择。转型成功与否对民国中后期的外交产生深刻影响，并为现代外交思想的形成做了一定的准备；对于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认识中国提供了内在发展动力，为中国拓展国际生存空间，改变孤立状况奠定了基础。 总之，处在转型社会时期的社会，国内和国外矛盾错综复杂，在外交政策面临重大变化的时候，要研究西方国家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寻找有利于中国的外交对策。同时，在研究西方国家外交理念和政策的时候，应全面考虑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等层面的各种问题。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生产力相对落后，经济基础薄弱，对外交政策的选择缺乏主动性，仅仅依靠外交的“均势原则”(即所谓“以夷制夷”论)不能够成为外交理念和政策的最佳选择。李鸿章毕生奉行“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是以列强间的矛盾和裂痕为基础的。实际上，列强之间在侵华问题上的“合作”或者称为“勾结”远甚于彼此之间的对立，这就注定了“以夷制夷”政策必将遭到失败的结局。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与西方在外交理念和制度上的相互碰撞，往往是中国外交理念变革和制度创新的诱因，而清朝统治者的陈旧观念则是外交转型的最大障碍。面对西方的外交理念，必须(?)传统观念中的落后成分，吸收和借鉴西方的外交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