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文本,《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世界哲学和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前,对《孟子》等国学经典的翻译已经成为向西方传播儒家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但是,纵观不同时期的《孟子》英译本可以发现,无论是传教士还是汉学家的译本,都不能完全准确地传达儒学精神,有意或者无意地误读《孟子》思想的译文较为普遍,因而有必要在宏观视野下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主要《孟子》英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发掘影响译者准确翻译原文的诸多因素,并探求确保译著准确再现原文内涵的途径。但是,国内学者多从语言学或翻译学角度比较《孟子》英译本,侧重研究翻译学问题,对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关注甚少。因而有必要从思想史的跨文化比较角度,对詹姆斯·理雅各(James Legge)、赖发洛(Leonard A. Lyall)和刘殿爵(D. C. Lau)的三种《孟子》英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以审视译者对原文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译介程度。具体说来,通过对三种译本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比较研究,总结译本特色,探讨译本在何种程度上体现了孟子思想的原貌,探求造成译本多样化的原因,寻找把典籍中包含的传统文化以“准确真实的本来面貌”推向世界的方法。研究译本的宏观内容和结构布局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译本的特点,直观体会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动机,以及译者对译本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因而有必要对理雅各、赖发洛和刘殿爵的《孟子》英译本的宏观内容和整体编排进行全方位的详细描述,以窥译者对译本的整体定位。译者的身份、生活经历和学术背景不仅会影响他们对原文本思想的解读,还直接决定译本的宏观内容和篇章布局,所以在介绍译本的情况之前,首先对三位译者的生平进行了系统梳理。在对三种《孟子》英译本的内容进行比较时,重点关注译者对《孟子》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译介程度,具体表现在：一、尤其关注译者能否准确再现原文本中所包含的丰富思想和哲学内涵,如仁政和性善论等。二、重点分析译者对学术界公认的较难理解和存在着争议的章节,如“知言养气”章、“天下之言性”章等的翻译。三、对存在句读分歧的章节,如“冯妇”章、“山径之蹊”章等给出特别关注。通过对三种《孟子》英译本在编排体例和译文内容两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理雅各的《孟子》译本具有两大特色：首先,译本处处彰显学术性,但忽视了普通读者的接受能力；其次,译作始终贯穿着浓厚的基督教精神,译者的传教士印记随处可见。赖发洛的译本特色是过于强调通俗性,削弱了原文的哲学性和思想性。他过于关注原文与译文在语源学上的对应,无法再现原文深刻的思想和哲学内涵。刘殿爵的《孟子》英译本是学术性和通俗性的完美结合。他始终把准确传递孟子思想作为首要任务,在翻译那些含义模糊的语句时,善于将篇章宗旨和孟子的思想体系结合起来理解,因而译本较之前人多有创见。译本之所以呈现上述特色,原因有三：第一,在理解阶段,译者对字词意义的取舍,直接影响他们对原文句意、乃至章节之意的理解程度和层次；第二,在书写阶段,译者的翻译动机、对目标读者的定位以及对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选择,直接决定译本的外貌、内涵和对原文的忠实度；第三,译者的历史性,尤其是译者生活的时代背景是造成译本多样化的深层次原因。在对理雅各、赖发洛和刘殿爵的《孟子》英译本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参照比较流行的多个《孟子》英译本,可以发现,当前典籍外译的误区大体有三：第一,忽视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利用西方概念和经典教义简单反向格义中国文化。第二,忽视语义的不确定性,错误传达原文之意。第三,脱离原始文献,轻视句读分歧。因而在翻译《孟子》等中国古代典籍时,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认识到反向格义的弊端,在原文作者的思想体系和时代背景下探求“其义理之所在”。其次,避免望文生义,在尽可能全面地收集与所译对象相关的训诂资料的基础上,借助中国传统的训诂方法,“考其文词指意所归”。最后,重视对原始文献的阅读,警惕因忽视句读分歧和迷信注释者的权威而造成的误译。总之,译本的多样化客观存在、不可避免。但是,承认译本的多样化并不意味着认同译者可以随意发挥、任意诠释原文之意。译本是原文本的化身,不管它如何多变,必须要以原文本作为蓝本和依据,力求再现原文本的思想和文化内涵。“原样理解”永远是跨文化研究矻矻以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