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放型的工业化增长模式在带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人均收入大幅攀升的同时，除了导致自然环境的破坏之外，对居民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微观角度来说，居民健康成本大为提升，医疗支出激增，甚至可能超过了收入增长所带来的福利状况的改善；宏观角度来说，环境红利的分配在政府、企业以及居民之间存在分配的不公平性，政府出于财政收入的考虑，可能存在“慷居民之慨取悦资本”，同时由于污染的负外部性，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很少为污染买单，居民几乎难以享受到环境红利的好处。因此要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环境问题，有必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经济增长导致的环境成本大幅增加是否抵消甚至超过了居民福利的改善，总体来看降低了居民的福利水平？二是环境红利在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分配不公平性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怎么量化？这两个问题涉及到居民切身利益，关系到经济和社会能否健康持续的发展。　　本文首先构建了收入增长的环境和社会健康成本测度模型，借以分析收入增长所引发的环境与社会健康问题。结果显示，样本期内中国环境污染成本约占实际GDP的8％~10%，而且经济发达地区明显高于欠发达地区。居民健康支出对收入增长的长期弹性为1.66，显著大于1，表明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的替代效应远大于收入效应，在总体上反而降低了社会健康水平。尤其需要关注的是，社会意识和法制等社会环境因素对自然环境污染的遏制作用在2008年以后较之前显著弱化，显示了强化环保法制建设及社会意识培养的紧迫性。其次，从中外对比的角度测度了高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中国在社会健康成本和非量化社会因素对环境污染、健康水平影响这两方面影响的差异特征。结果发现，高等收入国家环境成本约占人均实际GDP的3%~5.5%，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比例则为8%~27%，高等收入国家的环境污染成本明显低于中国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高等收入国家医疗支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弹性为1.163，统计上与1无差异。而中等收入国家这一值为3.472，显著大于1。高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对医疗支出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相当，经济增长总体上维持了现有的社会健康水平。高等收入国家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社会意识、法制法规等非量化社会因素对环境污染有明显的遏制作用，而且这一遏制作用在2009-2010年出现了明显的强化趋势。再次，构建了环境红利在经济主体和地区间分配格局的测度模型，结果表明：企业是环境红利的最大摄取者，比例高达41%。比较而言，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享受了更多的环境红利，但差距在缩小，目前的比例约为22%和19%。政府分配比例在分税制改革后由14%上升至19%。遗憾的是，政府比例的上升并非来自企业、而是来自农村居民分配比例的下降。东中部地区始终承受着比西部高得多的环境成本，尽管差距在缩小。地区间的污染成本转移是由近而远渐进的、而并非普遍认为的自东向西跨越。最后，采用向量误差纠正模型从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两个方面研究了中国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煤炭消费量、石油消费量对废水、二氧化硫、粉尘和烟尘、固体废物的排放存在明显的影响；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煤炭采选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对各种污染物的排放影响较为显著。总的来看，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而且经济对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过度依赖都造成环境污染加剧的原因，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我们必须优化能源结构，推进产业升级，发展绿色经济，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