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思想学术有两大特色,一是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二是佛教的传入与发展。两者几乎同时,绝非历史的偶然。从史料记载和学人研究成果来看,正是玄佛交融促使了这两大特色的形成。魏晋玄佛交融,学界一般认为是玄学首先影响了佛学,佛教中国化取得了一定进展后,反过来影响玄学。本文认为,互动性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因此玄学从酝酿时期便受到了佛学影响,两者始终交织在一起,只存在某个时期哪一影响占据主导问题而已。因此本文借助文献记载和学界研究成果,从玄佛交融背景、过程和影响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再探讨,力求有所收获。首先,从二者交融的历史背景看,经学危机与名教之失使儒学建构的思想信仰和政治实践均遭破产,而东汉末年的社会批判思潮促使人们从繁琐、虚妄的经学之外寻找出路和慰藉;此时追求简约、真诚的道家学说,成为人们首选,推动了玄学的产生。而对恢复社会稳定,为新政权建立提供合理依据,这一汉魏之际时代课题的解决,也催生了玄学。玄学产生背景同样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机缘。传统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它对外来佛教思想具有一种本能的怀疑与排斥,而从玄学产生的时代背景看,原本完整的传统文化链条已被打开缺口,自身继续发展业已遭遇瓶颈,亟需新鲜血液的补充,于是佛教有了可趁之机。其次,从二者交融的过程来看,玄学思辨色彩浓厚,其理论形式、思维方法、思想精髓都达到了那个时代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准。这固然是传承先秦两汉知识之优为己所用的结果,也有诸如王弼、郭象等天才思想家的艰苦创造,加之客观环境所提供的发展空间。但这绝非囊括了当时思想之域的一切条件,还有一点不容忽视与回避,那就是佛教的传入、传播与影响。从正始之音始,历经林下之风、元康玄学,至东晋清谈,无论是在思辨形式还是在理论方法,都带有较为浓郁的佛家气息。而佛学中国化脚步突然加速也不仅因为佛教思想内容多元化,培植了其特殊的适应各种社会条件的能力,更在于玄学为其提供了机缘。玄学“本末”“有无”之辨,同佛教般若学的真俗空有之说相似,二者在思维方式上极易沟通。而从人生价值取向来看,玄学是有无皆取、真俗皆用而又追慕玄虚超脱之境:般若学是空有相随、真俗相伴而又终极于涅槃解脱之界;二者在情感慰藉上极易共鸣。因此两者有着天然的相似性与相通性。高深的佛经理论,若要为人所接受就必须符合所传地区人们的一般认知习惯,故作为其思想理论传播的载体——语言文字的转换,成为重中之重。当时佛教所传般若学,翻译时一般采用“格义”之法,而此法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变,即由“格义”向“得意”的转变,深刻勾勒和表现出了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由表面形态文字的简单附会,到深层思想内涵的全面融汇,这一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字义比配到融为一体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玄学主要特色之一、具有思想内涵与思维方法双重含义的“言意之辨”对佛教般若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加速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再次,从二者交融的结果来看,作为儒释道三家整合的肇始,其直接影响就是儒释道三家学说共同取得突破性进展,而最终落脚于一点,那就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理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