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家群体，从地域层面上经历了两次重要的分流:一为抗日战争时期，一为1949年前后。这两次转变，也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与转变的基石。本文从留守与南迁的地域性视角，对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家群予以探讨。　　首先，留守北平的史家群体。此部分探讨了留守者——北平史家群体的政治心态、生存环境与交际网络，以及身处沦陷之域的史家何以留守的原因。进而，以辅仁、燕京大学的史家群体为中心，对战时史家陈垣、余嘉锡等人的相关著述予以分析，详述其撰述背景、成书过程、内容增删与微旨所在。同时，对政治色彩暖昧、易于被忽视的“古学院”史家群体，予以关注。　　其次，南迁重庆等地的史家群体。笔者从政治倾向上，将其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和国民党官方色彩的史学编纂群体。具体而言，以《中苏文化》为中心，对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所遭遇的政治环境，史学撰述特色与史家论争等问题，加以重新审视。以国史馆、中日抗战史料征集会、党史编纂委员会为中心，对国民党官方色彩的史学编纂予以系统阐发。同时，亦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为例，对战时顾颉刚及其领导的史家群体，稍加论及。　　再次，以抗战时期的高校文科研究所为例，对其创办与运作的过程、研究生培养的模式、史学刊物的特色，予以较为系统地论述。并认为，战时文科研究所的创设，乃国家学术整合和学人积极倡导的结果;其精英化和本土化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最终促成了新一代史家群体的形成。　　最后，笔者认为，爱国主义的话语本身，不免忽略了史家因地域之别、著述环境不同而形成的爱国泛化与压力问题。故而，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观念重新加以审视，对沦陷区史家的节操观念详加考析，皆对抗战时期史家抉择问题的探讨，有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同时，政见不同的史家群体间，虽然在治学方法与史学理念上出现了相互借鉴的合流倾向。然而，政治立场的歧异、乃至对立，使得他们在日常交往与史学评判中日渐疏离和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