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它一方面构建了文学的观念,成为学术史的砖瓦;另一方面也是影响文本阐释的重要因素。晚近几十年来,生长于古希腊学术传统之上的关于“作者”的讨论络绎不绝,愈加深入。这启示我们可以从中国文化的语境入手探究“作者”的早期形态,在回溯中寻求对“作者”更为深切的理解。于此,本文旨在探究“作者”在中国早期历史阶段的呈现,而这种呈现是以“作”的内涵及其背后主体的不断变迁所展现出来的,与此相关的是早期文本中所表达出的诸如“天”“古”“圣”等观念。在这种考察里,我们会看到不同的观念通过“作”被系于一处,而“作”者则诞生于“古”与“今”的脉络,本身就沟通了自我与历史,传统与变革。在对甲骨金文的考察中,我们将“作”视为一种对原有状态的介入与改变。更深层次,“天”被视为“作”的来源,与此相关的是关于“创”的观念,而这可以在早期祭祀的仪式化语境中找到源头;另一方面,“作”与“制造”的联系源于造字原初的意味,其与“创”的关系也需要在这里被重新思考;同时,“作”对仪式表演之动作性的强调削弱了自身的“创作”意味,而这种削弱在后来有关早期礼仪文本的阐释中被遮蔽了,这体现在先秦乃至后来对“诗”的认知之中。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新的力量的诞生,孔子通过“述而不作”将“古”纳入到了“作”的内涵之中,这与他对“天”与“道”的认知有关,《礼记》更在对述作关系的进一步论述中挖掘出了“作”之中的“创始”意味,将之与“圣人”相关联,这种关联也体现在《孟子》那里,《孟子》中对孔子之“作”的描述使得“述而不作”的说法变成了一种诘难,同时也使得“作”与文献相联系。与之相关,另一条脉络则着意于更为现实的层面,《墨子》《韩非子》等通过对“创制传说”的引用着重讨论了“作”之中的制造内涵,创始与因循、自然与人为成为讨论的焦点。总之,在这个时代,“天”逐渐被悬置,“人”被纳入到了“作”的内涵之中,“作”者不止是表演者,也是创始者,一个积极介入现实的人。作为我们讨论的终点,汉之一统为“作”注入了新的内涵。在这个时期,“古”代表了整个被记忆的时代,无数的典籍与回忆需要被重新架构,司马迁的《史记》融合了孔子之“作”及“圣人之作”,并将之统一在“发愤著书”的模式中,但其中所显露的“著述”传统与经学观念之间的矛盾则成为两汉思想者所面对的重要问题。当他们试图用不同的方式处理这种矛盾时,有关“作”者的观念与“著述”观念逐渐实现了贯通,而著述中所涉及的才思等问题逐渐成为此后不断被讨论的话题,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关乎个人才思的“作”与关乎文辞的“作”被统一在“作”者的概念之中,“作”者真正向“作者”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