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选取福建省市场驱动型城镇化的典型代表地区晋江市和政策驱动型城镇化的典型代表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作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年Spot-5遥感影像和2009、2013年土地利用二次调查和变更数据,运用熵权法和综合指数法,对晋江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两个不同城镇化模式地区的城镇化特征、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城镇化对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作用以及土地生态安全变化特征进行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两个不同城镇化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化、土地利用变化、土地生态安全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从不同城镇化模式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对比看,研究分别从土地利用的数量、结构和转化三个方面对晋江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土地利用的变化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建设用地在晋江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中的变化最为明显,但两地建设用地变化的历程和趋势不同。晋江市建设用地总体呈现出2000-2009年扩张速度快于2009-2013年的特征,前期扩张速度为后期的3.90倍;而平潭建设用地的扩张趋势则与晋江市刚好相反,呈现出2009-2013年快速速度快于2000-2009年的特点,后期扩张速度为前期的2.98倍。(2)通过从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四个方面构建城镇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晋江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城镇化变化特征及其对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作用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晋江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城镇化进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晋江市城镇化起步早,城镇化进程比较平稳,2000-2009年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年均增加0.0390;2009-2013年间年均增加0.0404,尽管前期和后期的年均增加数值基本相当,城镇化进程比较平稳,但前期土地城镇化进程最为明显,而后期则以经济城镇化最为突出;平潭综合实验区城镇化进程呈现出与晋江市完全不同的特征,后期推进速度明显快于前期,2009-2013年间城镇化综合指数年均增加0.0871,年均增加值为2000-2009年间的3.32倍,在综合实验区的驱动下,城镇化的经济子系统、人口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在后期的增速都在前期的2.50倍以上,经济子系统更是达到8.67倍。(3)通过构建压力-状态-响应的模型框架,形成了包括目标层、项目层和指标层3个层次在内总计21个指标的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对晋江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两个不同的城镇化地区的土地生态安全变化状况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构表明:2000-2009年间晋江市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土地生态安全状况呈现恶化态势,生态安全等级、状态分别由Ⅱ级、较安全状态下降到Ⅲ级、临界安全状态;而到了 2009-2013年间,晋江市吸取了 2000-2009年间粗放发展给地区生态环境带来消极影响的教训,发展模式更加集约化,生态保护力度加大,土地生态安全状况有所改善,土地生态安全等级、生态状态分别恢复到Ⅱ级、较安全状态。平潭综合实验区在2009年以前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缓慢,这一时期土地资源所承受的压力有限,土地生态安全状况保持良性发展态势,安全等级、安全状态分别维持在Ⅱ级、较安全状态;2009年国家设立平潭综合实验区,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突飞猛进,社会经济在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对土地资源施加的压力也前所未有地增强,再加上区域生态建设薄弱,使得土地生态安全状况明显恶化,生态安全等级、安全状态也分别由Ⅱ级、较安全状态下降到Ⅲ级、临界安全状态。(4)晋江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在前后两个阶段城镇化的推进特征存在差异,而由城镇化驱动下的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生态安全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晋江市作为一个市场驱动型城镇化地区,其城镇化起步较早、发展较快。在2000-2009年间主要以土地城镇化为主要特征,建设用地的扩张相对比较粗放,土地资源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使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土地生态安全状况呈现恶化态势;而2009-2013年间晋江市城镇化进程则以经济城镇化为主要特征,经济社会处于相对集约化发展阶段,城镇化进程更多地是依靠经济的集约化发展和效益的提升,土地资源承受的压力有所减轻,土地生态安全状况有所好转。平潭综合实验区作为一个政策驱动型城镇化地区,城镇化起步比较晚,其城镇化进程与政策息息相关。2009年综合实验区设立以前工业发展滞后,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较慢,土地资源承载的压力有限,土地生态安全状况保持良性发展态势;而2009年综合实验区的设立使得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镇建设也不断加速,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四个城镇化子系统在这一时期均呈快速推进趋势。然而这一时期平潭经济发展方式还处于相对粗放的阶段,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在取得较大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土地资源所承受的压力也明显增大,土地生态安全状况呈现出恶化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