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印关系恶化并不断加剧;与此同时,印度内部各政治势力之间的不和仍然在发展。印度宪政改革陷入僵局。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扩展,印度在战争中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然而,宪政僵局的存在不仅使印度难以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充分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反而有利于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扩张。于是,印度宪政改革超出了英帝国的范围,成为一个与盟国利益密切相关的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美国、中国等同盟国家不断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它采取新的对印政策以使印度密切配合盟国的战争努力。与此同时,英国工党基于它的传统的对印政策,为了获得印度对英国的战争努力的充分支持,强烈要求内阁解决印度宪政僵局。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丘吉尔内阁不得不采取缓和的姿态,成立战时内阁印度委员会,精心炮制出“对印政策声明草案”,即“克里普斯方案”;并派遣克里普斯使团出使印度。“克里普斯方案”主要的是一个规划印度未来的宪政改革方案。它对过渡时期的安排是笼统的,给予印度的权力是次要的。表面上看,英国政府制定“方案”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印度各政治势力的要求,缓和宪政局势。然而,丘吉尔及战时内阁并没有解决印度宪政僵局、把宪政改革推向前进的诚意。对他们来说,上述目的是次要的和可有可无的。英帝国的殖民利益始终是他们优先考虑的因素。制定“方案”、派遣使团只是做给美国、工党乃至世界舆论看的“姿态”。当国大党等印度主要政治派别看到它们的主张因战时内阁不肯做出让步而不能实现时,先后拒绝了“克里普斯方案”。它们的拒绝被英国政府代表克里普斯接受。“方案”遭到失败。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更重要的是在国、穆两党的关系没有改善的迹象的情况下,国大党的立即建立民族内阁的要求是不现实的和难以实现的。因此,英国官方谴责国大党的顽固导致了“方案”的失败。其实,“方案”失败的命运是预先注定了的。虽然经过克里普斯与印度各方的努力曾出现成功的希望,但是这因丘吉尔内阁和总督不愿做出实质性让步而化为泡影。当时,在印度问题上首相丘吉尔、总督林利斯哥和印度事务大臣阿默里起着主导作用。这些保守党领袖根深蒂固的传统的帝国主义观念在深层次上决定着“方案”的命运。美国和英国工党等因素在“方案”成败问题上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和次要的。“克里普斯方案”不仅未能解决印度宪政僵局,反而随着它的失败导致印度局势的继续恶化。国大党最终发动了要求英国立即撤出印度的“退出印度运动”。从宪政改革的角度看,“方案”的失败使此次宪政改革在当时没有取得能任何成果。但是,它对此后的宪政改革和印度自治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政府在“方案”中第一次明确了未来印度的地位(印度完全自治甚至可以退出英联邦而独立)和印度获得这种地位的时间(战争一结束);第一次(以承诺省选择权的方式)认可穆斯林联盟的巴基斯坦要求、接受印度的分裂。此后,英国政府无法收回这些承诺,战后即开始了实现印度自治的宪政改革;由于穆斯林联盟从中受到鼓舞,更加坚定的追求巴基斯坦的建立,在各种宪政改革方案中,英国政府不得不继续考虑巴基斯坦和印度分裂的可能性,并最终接受印度的分裂——印巴分治。这一切共同奠定了“克里普斯方案”在印度宪政改革中的转折性地位。此外,“方案”中提出的一些具体的宪政措施也在此后的宪政改革实践中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