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的历史语境下，“疯癫”逐渐脱离一种疾病的事实而进入思想家、文学家的研究视野，为分析人类心理和精神，研究人类文化文明开拓了一片广袤的领域。进入文学作家创作视野的“疯癫”，因“疯癫”本身含混复杂的内涵而使文学形象的塑造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现代文学“疯癫”形象在吸收了中国古代文学“疯癫”形象的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基础上，借鉴了西方思想家关于“疯癫”的社会文化学意义阐释，将“疯癫”看成一种文明的产物，既处在与理性对立的边缘位置，又与文化、信仰、禁忌、伦理道德和政治权力构成的理性之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疯癫”被作为一种标识运用于现代文学创作中，作家们凭借深切敏感的感受力、悲悯嫉世的情怀、感时忧国的社会良知和担当，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表达着他们对现实和人性深切的关注：转型社会时期新旧文化、体制给人造成的冲击和影响；现代社会人性被规约压迫状态下的分裂、焦虑与绝望；作为个体特别是女性个体的“人”的解放和价值建构。“疯癫”成为认识和观照世界与人性的独特窗口。现代文学“疯癫”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疯子们都是传统文学的坚决批判者，他们要求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从一切专制文化和传统理性束缚中解放出来，建立独立的个人形象，重建个人的自我价值。“疯癫”形象的塑造因而也被纳入现代文学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中。“疯癫”形象还对文化文明内在机制的失衡构成巨大隐喻，隐喻着专制制度和腐朽文化对个体生命的迫害、打压；隐喻着自我精神在荒原上的浪游；隐喻着男权文化对女性欲望、自由和创造力的压抑与戕害，还隐喻着作为被放逐对象声嘶力竭、死而不已的反抗。它不但指向社会制度，也指向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还指向了人的精神困境和终极追求。“疯癫”形象还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首先，作家通过对“疯癫”人物言语的颠倒错乱、行为上的怒骂飞走、混乱的思维逻辑、生活环境的阴暗幽闭等特征的详细描述甚至夸张放大，使“疯癫”被放置在现实、人性、理性相对病态甚至极度丑化的境况中，显示出独特的“丑”的审美特质。另外，“疯癫”形象还具有浓厚的悲剧性。从其产生的原因来看，他是病态文化文明的产物；从其结局来看，则表现为不可治愈性。“疯癫”形象的悲剧性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时代以及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悲剧性结局。“疯癫”以其形象的多义性和丰富性，丰富了现代文学形象画廊，作为一种疾病文学叙述方式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尝试性的新视野和认识现代社会文化的窗口，同时也为当代文学“疯癫”形象塑造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和美学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