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参与国际分工的范围与层次在不断扩大,这也促使中国在产业增加值、贸易总量等方面,己经大幅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大部分发达国家。但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主要承担的是加工制造环节和技术外围的适应性研发职能,依然处于价值链中低端水平,中间品进口额占比依旧较高。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中间品进口规模为3579.57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22.54%。其中,高技术中间品进口额高达854.67亿美元,占中间品进口总额的23.88%。这表明中国企业对高技术中间品的依赖度较高。而“中兴事件”所引发的“缺芯”问题,印证了中国企业极易受到发达国家的掣肘。一直以来,美国都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两国在双边贸易、对外投资、国际合作和政府层面等多方面均联系紧密。美国作为科技强国,理应是科技发展相对不足的中国的技术输出国之一,然而在美中高技术产品(Advanced Technology Product)贸易中,美国确实际上是技术输入国的角色,中国却成为了技术产品的输出国。针对两国高技术产品贸易所呈现出的“反比较优势”特点,有研究表明,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中国实行严厉的出口管制政策导致的。高技术中间品作为高技术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亦受到出口管制政策的限制,而中国企业对部分美国高技术中间品的依赖较高。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自美国进口的航空航天类中间品比重,占同类中间品进口额的63.98%;电子及通信设备类中间品占中国自美国进口高技术中间品总额的32.34%,达21.29亿美元。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正处于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深入研究美国高技术中间品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即美国高技术中间品对不同类型企业、不同生产率企业出口产品的影响程度,并试图回答美国高技术中间品出口管制在这一进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本文对出口管制政策、美国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政策以及中间品贸易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美国早期出口管制政策实施的目的在于防止国内大量的金银货币外流到其他国家,保护国内关键产业的发展,并促进本国就业,从而限制本国原材料出口到其他国家,并对粮食出口进行了限制。近现代出口管制政策是由于各国为了使本国利益得到维护和加强,分别从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制定了本国的国家战略目标,进而实现国家的利益最大化。美国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阻碍或延缓中国的技术进步,因此长期对中国实施具有歧视性的出口管制政策,这也导致了中美双边贸易失衡,对中国两国都造成了不良影响。中间品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在一定阶段内显著提升了企业生产率,一旦跨过这一阶段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明显。本文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实施的出口管制政策,发现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管制清单、管制结构经历了实行严厉的出口管制政策(1945-1953年)、逐步放松出口管制(1953-1979年)、从加强管制到再次放宽管制(1979-1991年)、冷战后出口管制政策的大调整(1991年至今)四个阶段。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法律文本、效力范围及执行程序、以及高技术中间品出口管制的影响三个方面重点研究了当前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出口管制政策。发现美国对中国一直实施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在中美建交后,尽管将中国调整至最为宽松的V组,但并未向受到相应的宽松待遇。而出口管制政策导致美国高技术中间品贸易失衡;增加了美国双边贸易中的摩擦;不利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无法带动进口国技术升级。本文就中国对美国高技术中间品依赖度进行了分析。发现加工贸易在中国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中国高度依赖中间品进口贸易。研究发现中国在生物制造业、非电气机械及设备和计算机及办公设备方面进口依赖较为明显。运用G-L指数和Aquino指数衡量了中美两国高技术产业内分工现状。中国在通信、生物科学等行业与美国产业内分工程度较低,表明两国更多存在的是垂直型分工而非水平型分工,验证了前文所述了中国仍处于价值链中低端水平。同时,中国对美国高技术中间品的依赖度总体受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影响较大,在具体行业上,中国对美国的航空航天类、医药类和非电气机械设备类高技术中间品依赖较大。本文通过Heckman两阶段的计量方法,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进出口数据的合并数据,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资本强度、企业融资约束、企业成立时间、是否国有企业、是否外资企业等作为控制变量;将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指标(企业是否出口、出口范围、出口种类)、集约边际(出口数量、出口产品价格)以及企业出口产品的出口金额和出口产品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企业从美国进口高技术中间品的平抑指标和进口强度作为解释变量。实证检验了美国高技术中间品出口和中国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中国企业进口美国高技术中间品有助于改善出口的二元边际,其中高技术中间品的进口提升了企业出口的概率并增加了企业出口范围和出口产品种类,以及出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综合来看,美国高技术中间品的进口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金额与出口产品质量。最后,本文运用企业层面高技术中间品进口的平抑指数来表示出口管制强度进行计量回归,实证结果显示美国高技术中间品的出口管制不利于中国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改善。因此,在应对美国高技术中间品出口管制时,中国要加大对新兴和基础技术部门投资和支持力度,增强基础和新兴技术部门的人才吸引力;建立起常态化跨部门合作机构,构建美国高技术出口管制的预警机制,对关键技术的投机泡沫做好防范;改进我国出口管制法律体系,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体系。对企业来说,要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力度,提高人才吸引力;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明确自身受控范围;树立合规意识,加强合规性审查。从而降低美国高技术中间品出口管制带来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