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礼学发展史上,与宋代和清代的耀眼成就相比,明代无疑显得暗淡的多,皮锡瑞称之为"经学的积衰时代"。尽管如此,谁也不能忽视明代礼学研究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徽州地区学风昌盛,名家辈出,作为"程朱阙里",新安理学在此发祥,清代考据学大家亦由此而影响全国。此一区域的礼学研究,与其他地方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特点。从历史的传承性上来说,南宋以后的礼学研究,都是集中围绕着"礼"与"理"的关系来展开讨论的。所以,明代礼学研究同宋代、清代一样,也被笼罩在传统之中,绕不开这一基本问题;而从变革性上来说,宋儒将"礼"等同于"理",也就是"天理",认为礼制和礼仪应与万物的真理相符合,以期更为人所接受并应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使之成为生活的必须和常态。由宋至明,徽州地区的礼学研究,也始终与理学纠结在一起,并且具有突出的一些特色。明初,新安理学的余韵尤炽,此时的徽州礼学基本沿袭宋元旧说。譬如,作为"考亭世嫡门生第四人"的汪克宽,其《经礼补逸》是明初徽州礼学领域的集大成之作,沿袭了朱子以理学来阐释礼学的治学思想。他贬抑以郑玄为代表的汉学家的礼学研究成果,但对于郑玄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某些论点也予以了肯定。故乾嘉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补逸》的评价就有着片面性。赵汸是明初徽州理学大家,他的葬地思想与儒家礼法是完全违背的,他在学术上主张"读经须求实",具有一定的复古色彩。如其《葬书问对》就试图用儒家理论来解释葬地之说,鼓吹"择吉地而葬"的合理性,对因果报应、风水吉凶等说法持暧昧态度,体现了理学化的礼学在遭遇"俗规"侵袭时的软弱性。明中后期,随着元末明初的一批理学家纷纷谢世,新一批的徽州士人出于仕进的考虑,对礼学的关注重点发生了转移。加之这一时期程朱理学受到了阳明心学的冲击,礼规也日益受到俚俗的侵害,礼学急切的需要找到转型之路。程敏政因为身居高位,更能看到从维护政局稳定上礼学的作用,所以他考证礼典、对维护基层社会的礼治也有着极高的热忱。汪循在学术倾向上服膺程朱礼学思想,但面对陋俗对礼法越来越严重的侵害,义理化下礼学愈发暴露出对陋俗根本上的绥靖与无力,为了寻找出路,他开始寄望于从原始的礼学经典中生发新的教义去教化世人。而随着嘉靖"大礼议"后的推恩,以及宗族势力发展中维系大家族的需要,宗祠开始大量出现,与之相伴的是宗法礼的革新。此外,汪褆在推动宗祠与宗法礼的发展上起了突出作用。明末,随着整个社会危机的到来,礼法普遍废弛,礼制研究亟待革新,而礼学研究的考证化也已现端倪。金瑶的《周礼述注》、程明哲的《考工记纂注》、姚应仁的《檀弓原》,便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具有训诂化倾向的礼学著述。但这些作品或内容单薄,或根本就是抄袭之作,学术成就有限。严格来看,明代中后期徽州礼学家转向小学、实学,是出于现实礼法废弛以及抗击心学入侵的反动,其本质是在义理派思想指导下借用训诂手法对性理之论进行改良的探索。因此,黄生、江永、戴震等一批学者的出现,倡导实学,认为"礼"实而"理"虚,应以"礼"代"理",拉开了徽州礼学考据发展的序幕,徽州礼学从此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