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5年是彰显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极其重要的一年,不管是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研究,还是抗战文学的研究都是具有决定性的年份,这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和马英九在新加坡举行会谈,两岸关系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都意识到“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就携手共写中国抗战史,共同弘扬抗战精神,共同捍卫民族尊严和荣誉达成了共识。从来还没有哪一个历史阶段的研究受到党和国家的如此重视。在抗战胜利70周年的系列活动中,大陆不仅确立了抗战胜利纪念日,还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在社会各领域引起了强烈共鸣。同这些如火如荼的庆祝历史活动比起来,不管是在台湾或大陆,抗战文学的关注度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正是因为从战时到战后,两岸都将文学与社会层面的政治斗争捆绑在一起,文学的政治意义被有意的夸大,而审美价值被各个时期的批评家所诟病。这当然与两岸的抗战史研究有莫大关系,两岸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因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紧密相连,而显得极度复杂和敏感,学术化的过程也就更为艰难缓慢。连同长期忽略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贡献一样,有着当局背景的文人在抗战文学中的贡献也被一并抛弃。通过对王平陵抗战时期在文学创作实践、文学活动的组织等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将王平陵从长期的政治斗争漩涡中解脱出来,回到真正的文学轨道上,在民国的历史语境下探讨其多元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更希望以此为切入点,重新思考抗战文学的表达方式和阐释角度,从而丰富抗战文学的版图。全文共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引言主要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清理本选题的相关研究现状;二是说明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价值。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王平陵在抗战时期的文学实践,创作时间由1931年起至抗战胜利为止。将其创作文类分为小说、散文,杂感时评、戏剧,电影三个部分进行阐述。内容既涉及军民积极的反抗,也包括汉奸的消极应付;既描写了战争的残酷和毁灭力,同时也对战时的文艺、学术与教育表达了深切的关注,对政府有着殷殷期盼。以此表明在国难当头的前提下,人同此心,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文学中并不是毫无作为。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王平陵在抗战文学活动的组织和宣传贡献,包括组织“卢沟桥公演”和筹备“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剧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将《文艺月刊》改版为《战时特刊》,积极配合抗战宣传等,以及在此之前在人事上所作的准备,既通过相似的文艺理念吸引了梁实秋、方玮德、沈从文、老舍等人,还通过副刊的改版和编辑,得到了“左翼”、“新月社”、“京派”等多数文艺界人士的支持和配合,又通过积极筹备“南国社”、“中国戏剧协会”的戏剧公演,与田汉、洪深、欧阳予倩等戏剧人士建立了深厚友谊,以及通过在国民党中宣部任职的关系,与张道藩、方治、徐悲鸿、冯玉祥等人有着长期的往来,都为后来王平陵在一系列抗战活动中的表现,铺平了道路,积累了人脉。第三章主要探讨了王平陵在两岸文学史中被忽略的缘由,在大陆遭到历史的摒弃,主要是一直以来单一化意识形态评判所致,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与勇气。在台湾没有得到学界的承认,与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后,对大陆时期的整体反思紧密相关,文艺界的整顿首当其冲。结语部分主要是总结全文,王平陵在抗战时期的文学成就被忽略不是个别现象,对其价值进行重新的阐述和挖掘,并不仅仅是为了寻找历史的遗珠,为其正名;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其人生履历和参与抗战活动的考察,希望建立起一个全面、实事求是的历史人物评判标准,在民国历史语境下,丰富抗战文学的版图,找寻抗战文学新的阐释角度和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