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建国后的郭沫若更是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建国后郭沫若的文化身份和社会角色更加复杂，并且与这一时期复杂的政治风云更为密切。然而，目前学界对建国后郭沫若的研究相对忽略郭沫若文化身份和社会角色的复杂性，往往将郭沫若建国后的多重身份归拢到“政治家”这一核心身份上，似乎建国后郭沫若的多重身份只不过是其“政治家”这一核心身份在不同社会角色下的不同表现而已。故而，郭沫若建国后的各种表现，或显性或隐性，或真或假，或真心流露或假意敷衍也都难逃“政治”的魔咒，而所谓郭沫若的复杂性其实也只是一种政治的复杂性。本文试图在大量原始史料收集和整理的基础上，对“十七年”时期的郭沫若展开新的学术考察，侧重揭示以往过于关注“政治性”的研究所忽略了的郭沫若职务写作中的“非政治性”表现，进而揭示其中“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的复杂缠绕以及建国后郭沫若成为一个文化“多面体”的历史形成。郭沫若建国后的多种身份曾被以往研究者深度挖掘和多次展示，如：中国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中国文联主席等……这就相应地使他成为当时政界主要领导、科学界首席领袖、外交界知名使者、文坛著名作家、文教界资深名流等。同时，在这些身份中除了官方形态明显的“政治家”之外，还存在一种与之相对的“非政治家”身份，这些身份赋予郭沫若相当的知名度，使他成为炙手可热的“公共人物”。鉴于郭沫若“十七年”时期写了大量的作品，这些作品虽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但它们却具有文学的形式，并且与以文学家名世的郭沫若在当时所出任的各种不同职务相呼应，所以本文以“职务写作”作为切入点，将这些作品按照主题大致分为科学、外交、人文和教育四类。由此，本文选定郭沫若在科学界、外交界、人文学界和社会教育界四类“非政治家”的职务，以“公共人物”的视角对其相应的“非政治家”职务写作进行研究，从而形成对建国后郭沫若研究的一个新的阐释框架。本文由绪论、正文四章和余论组成。绪论主要包括四个层次。首先，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为何“政治性”会成为评判建国后郭沫若的核心标准，对这种标准带来的简单化判定惯性进行思考。由这一思考引出近期研究的整体走向，即对郭沫若“复杂性”特质的关注，虽然这种关注已经不同程度地激活了探寻郭沫若“政治性”之外“非政治性”特质的主动性，但是还尚未突破以“政治性”为轴心的研究体系。由此，本文另辟蹊径，以“公共人物”作为新的研究视角，对郭沫若建国后“政治家”身份以外的“社会活动家”角色特质进行挖掘和研究。无论从写作动机还是文学水准上来看，本文都不赞同用“创作”来定位郭沫若“十七年”的文学作品，而是选用“职务写作”这一切口展开论述和研究。第一章，围绕郭沫若“作为科学界领导人的写作”展开研究。首先科学界领导人是郭沫若“十七年”最为显著的职务之一，而且科学主题的诗文写作同时还具有时代延展性，所以文章最先对郭沫若这一显著但尚未被学界全面认识的“非政治家”职务进行研究。在论证思路上，本文首先从倍受争议的、关于郭沫若建国后诗作审美性缺失的现象入手，对郭沫若1950年代的科学诗作进行分析，尤其对这些诗作与“《女神》时代”诗歌写作水平出现严重脱节的现象，试图借助“公共人物”来考察。结果发现这种现象不仅与其在1920、30年代形成的“为大众”理念不无关系，同时又能和1940年代形成的“人民本位”观合理对接，这就充分证实了其科学诗作具有隐性的时代延续性。借助这一发现，文章分两个层面继续探寻潜伏在此类诗作底层的其他用意，即具体到国内层面，形成了两种教化知识分子的方式：一种是警戒性的，即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告诫科学工作者要时刻警惕“科学官老爷”态度的腐化和侵蚀作用，自觉抵制自满情绪；另一种是劝勉性的，即以苏联这个科学先进国为参照，借助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和火箭等科技成果来鼓励本国科学工作者，主动加快科技创新步伐。而就在这一劝勉的过程中，郭沫若注意到先进科技给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存在被美国等居心叵测的国家恶用的可能性，表现在其作品里便是不断强调用“科学”来争取世界永久的“和平”，这种不分国界“为全人类谋福利”的观念，其实正是郭沫若所坚持的“为人民服务”理念在全球范围内的表现，而这也恰是郭沫若科学诗文在国际层面的用意。既然科学事业是一项世界性事业，而科学研究工作又是一项长期性的艰辛探索工作，所以必须重视对科学事业接班人的培养。不管是对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代表的科学后进力量的关怀与鼓励，还是对钱学森为代表的科学精英的提携，尤其是对钱三强和陈明远等科学青年的勉励和警示，都饱含了郭沫若作为科学界资深长辈对晚辈后生的热忱期望与赤诚寄予。第二章，围绕郭沫若“作为外交界领导人的写作”展开研究。作为一名“公共人物”，郭沫若在外交界名声显赫，不仅是因为他积极处理和开展各种外交事务，还因为他以建国后外交界领导人的身份写了大量歌颂政治领袖的作品。本文首先对郭沫若建国后曾引发学界高度关注的、以歌颂政治领袖为主旋律的外交诗进行研究，在“公共人物”这一视角下，发现这种歌颂旋律背后存在一个情绪消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其实是以谁的名义写作的探索过程。借助其外交诗作中频繁出现的“太阳”意象可以发现，郭沫若在写作过程中通过排序、指代、人称等写作方式，将最初歌颂苏联领袖的指向最终转变到赞美本国政治领袖上来。如果把这种转向搁置在世界外交这一国际平台上，又能挖掘出郭沫若两个维度的用心：一方面，用贬斥情绪含量最多的诗文传递他对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帝国的敌视，同时为防止一己爱憎情绪的过量释放，巧妙地借助拟人化和变化人称的写作方式加以应对；另一方面，在面对和国家相对的“人民”时，不管是借助黑人事件对美国人民的感情连系，还是以温情路线对日本人民的积极动员，都展现了郭沫若灵活多变的外交手腕，与此同时，还展露了他作为外交界领导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除此之外，郭沫若的游记诗还有其他的用途：一方面承载了郭沫若因从事外交工作而焕发出来的青春和激越的诗情，寄托了其愿为中国外交事业奋斗终身的豪迈情怀；另一方面，对国内、外风土人情进行描摹与记录，以故事入诗的形式激励和警惕人们不忘抗暴除恶的优良传统，这样不仅能使国外友人了解中国拥有除恶扬善的历史传统，而且还能实现为中国创造更广泛盟友和更宽松外交环境的潜在效果。第三章，围绕郭沫若“作为人文学界领导人的写作”展开研究。建国后，郭沫若在文化界和学术圈担任的各种不同官职可能已经被不同程度研究过，但是这些看似零散的文化要职具有的共性却鲜为人知，而要了解这些首先必须全面认识郭沫若独特的“官员型学者”风范。文章借助“公共人物”视角，从两个维度来展现：在国际上，他认为“文学”有维护世界和平的正面力量，要在世界范围内加强这种力量才能有力地抵御文化垄断和文化侵略；在国内，要实现学者干预和服务社会的目的，必须选好“教化”方式，而“鲁迅”的“榜样”力量便是一种有效的教化手段，借助这一力量可以实现在全社会范围内对民众的教化。作为中国建国后文化事业发展的“监护人”之一，郭沫若有责任对诸如电影、出版编辑以及文学创作等各个领域进行引导，而就在郭沫若诸多具有引导指向的作品中，多出现以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方式收尾的现象。这一现象从“公共人物”角度看，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公共人物”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有责任让渡个人利益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所以郭沫若借助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变相地满足了社会公众对社会名人隐私的占有权和分享权，发挥了“公共人物”具有的巨大社会影响力。第四章，围绕郭沫若“作为社会教育界领导人的写作”展开研究。以往学界对建国后郭沫若教育方面的研究，曾因过度关注其出任的教育界要职的政治意义，而忽视了对其相关教育主题作品意义的开发与研究。文章在借助“公共人物”这一视角时，发现“公共人物”与“公共舆论”之间存在着“新闻传媒”这一纽带，而借助这一纽带，建国后郭沫若作为社会教育界领导人和其相应的文学作品可以合理地衔接起来。由此，文章一方面借助《人民日报》这一权威的机关报刊，以其刊载的大量有关“儿童文学”的文章为线索，发现郭沫若对“儿童文学”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单纯地履行“文化高官”应尽的义务，而且还承载了郭沫若较为本色的“儿童本位”的写作理念，以这一理念为镜面，又能折射出郭沫若操守的可贵的平等对话意识，彰显其广博宽厚的长者胸怀。同时，他对“儿童文学”建设的热切关注和积极呼吁又促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尤其是一线的儿童文学写作者及时反思自我素养，并由此对当时极为激进的政治体制和颇为浮躁的社会风气做出较为理性的反思和警示。另一方面，和“儿童”这一意象相对的还有“青年”这一群体。如果说“儿童文学”是郭沫若与《人民日报》之间发生化合作用的“催化剂”，那么“青年”这一意象便是郭沫若与多种报刊产生关系的“媒介”，这种关系分为三个层面：对青年的身体健康高度关注，对毛泽东提出的“三好”原则进行详细解释和积极宣传；极为重视青年的精神成长，不仅及时关注当时热议的“维特热”自杀倾向、“轻文学重科学”偏向和“温室花朵”效应等社会现象，而且有效地利用新闻传媒展开舆论引导；作为年长者，郭沫若在积极关注青年们的文学创作的同时，以书信和文章等方式与“青年”进行沟通和交流，鼓励青年要相应国家的号召，走文艺“与工农结合”的实践道路。余论部分，分为三个层次。之所以首先对锁定在郭沫若研究上的“政治性”与“非政治性”进行辩证分析，是鉴于建国后的郭沫若存在明显的复杂性。作为当代研究者有责任为后续研究提供获得客观、准确结论的研究方法，而这一研究方法必须要以理论阐述框架的建构为基础。本文选择“公共人物”作为研究视角，不仅能为郭沫若“政治性”和“非政治性”提供同一研究界面，而且还能对后续同类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最后，通过“职务写作”这一研究切入方式，强调对郭沫若作品文本研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并借此重申以作品研究为重心才是坚持以求真、客观和宽容态度对待“郭沫若”这一研究客体的有效方法，也是展现郭沫若建国后“社会活动家”角色特质的必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