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研究两《戴记》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首先考察了两《戴记》的性质，即两《戴记》的编撰情况，以及两者的关系，认为《小戴礼记》成于后仓之手，《大戴礼记》由戴德编成于汉宣帝五凤三年以前。两《戴记》不存在谁删谁的问题。戴德根据自己作为信都王太傅的需要所编《礼记》虽有一部分与《小戴礼记》重合，但二者所据母本同少异多，故考察两《戴记》时应同等看待二者。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论述了两《戴记》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贡献和影响，认为《夏小正》对自然进入文学领域有过特殊贡献；两《戴记》哲理化自然审美倾向有其不可抹灭的价值；两《戴记》对人的研究促进了文学对人的发现，促进了作家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人格力量的关注。两《戴记》对文学作品的内容，包括取材、情节、主题都有深层次的影响，对文学作品体裁的成熟也有促进作用，两《戴记》还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这种影响可以概括为声、色、气、味诸方面，其中关于“气”的学说影响最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