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普遍服务是当代电信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基本人权、促进经济发展、增进社会福利、使全体人民共享电信发展成果的重要手段。鉴于此，电信普遍服务的理论、政策和实践是学术界、规制部门和电信运营商共同的研究课题。本文认为，不能简单从电信行业自身研究电信普遍服务，而应该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对电信普遍服务进行考察。正外部性和网络效应的存在，以及电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显著贡献，表明电信普遍服务是一种典型的准公共产品。对电信发展改善社会福利的计量分析，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判断。因此，将电信普遍服务基金置于公共支出的框架内，通过计量模型研究农村各类公共支出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程度，规制者就能在所有公共政策目标中对电信普遍服务的优先性作出最优化安排。考虑到财政分权在中国实践多年的现实，本文对财政分权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了分析，为电信普遍服务的分权奠定了理论基础。对成本代理模型和特许投标理论进行的比较表明，电信普遍服务应完成从规制到竞争的转变。基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分析，在对中国电信普遍服务的制度变迁、现存问题与所处环境进行考察后，本文对中国农村的电信普遍服务提出了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电信网络设施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其资金投入应纳入政府公共支出的范围；在财政分权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应该在电信普遍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电信普遍服务应引入竞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