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对于革命的研究，成为革命家们和学者共同关注的领域。革命家毛泽东和政治学家亨廷顿对革命的卓越研究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革命”在亨廷顿那里是作为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基本单位出现的，毛泽东则将其作为构建意识形态战略的基本理念。由于二者完全迥异的东西方背景和时代背景，以及世界观和价值取向的不同，使二者的革命观有很大差异，但是相同的研究领域又使得他们的革命观表现出诸多共同点。在关于革命涵义的比较分析中，毛泽东和亨廷顿都对革命涵义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主要是从政治层面着手对革命进行分析，都把革命理解为政治革命。但是毛泽东主要强调政治权力的转移，而亨廷顿的主要关注点则在于政治制度从僵硬到灵活的转变。对于革命的起源，两人的分析角度大相径庭。毛泽东的解释模式可称之为“压迫——反抗”模式，而亨廷顿的解释模式可称之为“制度——参与”模式。毛泽东对革命起源的分析抓住了下层民众的心理，具有政治动员的强大功效，适应了当时革命斗争发展的实际需要。亨廷顿的分析具有学理化色彩，很深刻，也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二者的分析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毛泽东强调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夺取政权，为了夺取政权，必须反帝反封建。亨廷顿强调革命的根本任务在于组织扩大的政治参与并使之制度化。他们对革命任务的规定共同之处在于对民主的追求，同时都涉及到民族主义的内容。毛泽东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最基本的动力是工农。因此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是工农联盟。亨廷顿则认为革命的主要动力在城市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农村是农民。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实现知识分子和农民的联盟。毛泽东认为，革命政党的功能在于做群众的向导和组织人民。亨廷顿则强调革命政党的功能在于革命政党主要有两大功能：一是为农村的政治动员提供制度化构架。二是组织政治参与，实现政治参与的扩大化和制度化。毛泽东和亨廷顿都对革命类型作了独创性的划分。毛泽东依据革命的性质，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为新旧民主革命两种类型。亨廷顿则依据革命进行的不同顺序，将革命分为西方型革命和东方型革命两大基本类型。<WP=3>毛泽东亨廷顿二人的话语系统和理论分析方法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理论各有千秋。在有些方面，他们可说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在有些方面，他们则可说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在有些方面，他们可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在有些方面，他们则可说是各执一词，观点迥异。对于他们革命理论的比较研究，为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革命这一重大历史现象，提出了许多极富挑战性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