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导师徐平教授在1987-1990年对四川羌村调查进行的追踪研究。徐平教授在20年前对羌村进行调查研究期间,羌村正处于以传统农牧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之中。徐平教授当时以羌村为田野调查点提出,文化的本质在于适应。此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即使地处高山峡谷地带的羌族村寨也被卷入其中。羌村经历了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20年,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精神世界方面都经历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变迁。那么,二十年的急剧变迁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变迁,少数民族文化在适应外在环境的过程,将会呈现出何种变迁轨迹是本文尝试着回答的问题。本文认为,文化的变迁是文化的常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变迁模式。羌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的是渐进式民族文化传承为主,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嬗变方式为辅。相比之下,随着羌村的经济结构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生产方式的变迁带动着社会关系、民族文化发生了剧烈的嬗变。2008年羌族聚集区发生了5.12汶川大地震,此次大地震的发生给羌族文化的传承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这场灾难也是羌族历史进程中重要的社会事件。灾后重建中,现代国家以其强大动员和组织能力作出了对口援建的制度性安排,直接推动了羌族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嬗变,其变迁之势已经不再是“静悄悄”的变迁,而是以一种突飞猛进的跨越式的变迁之势迅速波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一进程中,影响羌族文化变迁进程,不再是单一的羌族民众自身,而是来自政府、社会力量、少数民族民众自身等多元化的社会主体。不同的社会主体从不同的层面来对羌族文化的局部进行“有选择性”的传承或再造,多种社会力量的交织、碰撞的结果使得羌族文化处于嬗变为主,传承相辅两个进程同时并存的状态。然而,急剧的民族文化变迁,必然带来社会各个层面的调适困境。当前,处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羌族文化,必需沿着费孝通教授提出的文化自觉,进行市场经济下的文化自觉,才能更好地调适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承之间的困境。本文在研究框架上做了如下的安排：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为研究的缘起与意义、相关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第二章,羌村20年来的发展概况,其中侧重于分析对羌村产生影响的社会事件；第三章至第五章,沿袭着徐平教授的研究思路,与徐平教授20年前的研究做了呼应。具体来讲,第三章,羌村经济结构的转型。羌村已经处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急剧转型之中,逐渐突破了小农经济的束缚,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第四章,羌村社会关系的变迁。目前,羌村传统的社会处于不断地萎缩、瓦解的状态,农村基层政权也处于虚置的状态。人们转而更多地从市场上来寻求社会支持,以业缘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第五章,羌族文化的传承与嬗变。植根于山地农耕的古羌文化已经逐渐失去了发展、传承的土壤。羌族文化的传承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在不同层面的断裂,同时古羌文化又融入了很多外来文化的元素,折射出羌族文化在急剧变迁的自然、社会环境下的自我调适；第六章分析5.12大地震这一自然灾难发生后的震时社会行为、体制安排下的灾后重建；最后一章作为本文的结论部分,认为羌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发生的是渐进式民族文化传承为主,循序渐进、逐步推进的嬗变方式为辅。相比之下,随着羌村的经济结构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羌族文化发生了剧烈的嬗变。5.12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中,国家作出了对口援建的制度性安排,直接推动了羌族文化发生了突飞猛进的跨越式的变迁。并对羌族文化的变迁过程进行反思,认为摆脱文化传承与嬗变的出路在于进行市场经济下的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