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方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侦探小说应运而生。真正将侦探小说推向高潮的当属英国作家阿瑟·柯南道尔。其创作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堪称侦探小说界不可超越的经典,该作品一经出版便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翻译热潮,相继被翻译成了50多种文字,一夜之间,福尔摩斯成了家喻户晓的虚拟人物。传统的翻译研究强调从翻译标准的角度研究文本,翻译大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长久以来成为衡量译文优劣的重要标准。直到20世纪70年代出现“文化转向”,以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文化翻译学派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而不仅仅关注语言的研究。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改写,受到意识形态、诗学的操控。目前为止,福尔摩斯翻译研究多以清末的语料为主,缺乏跨时代的译本对比研究。而各个译介时期的主要译本很好地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因此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目前翻译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大都是说翻译是意识形态和诗学的产物,并未进一步论证在不同时代,意识形态和诗学谁更占上风,中国未来的翻译又将呈现何种态势。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文选取了《巴斯克维尔魔犬》(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中的一个长篇)的三个经典译本作为研究对象,第一个译本由陈霆锐等人翻译,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第二个译本由刘树瀛等人翻译,1981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第三个译本由姚锦镕和涂小榕合译,2015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在勒菲弗尔操控理论的指导下,本文从意识形态和诗学方面展开具体分析,试图探寻不同历史时期译介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的策略。通过研究,笔者发现,1916年译本主要受清末封建保守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译文多采用省略、添加和替代等归化的翻译策略;1981年译本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减弱,译文大都保留了原文的信息,译文采取了白话文翻译,但个别地方仍还残留着文言文的痕迹;2015年译本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最次,主要受现当代诗学的影响,译本采取异化的翻译策略。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翻译史将呈现出如下趋势,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在逐渐减弱,而诗学的影响在逐渐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