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中国新闻业的研究中,新闻记者职业意识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概因过于个体和微观,不如组织和结构研究所受重视。但职业意识研究利于从“个体行动”层面,观察社会组织、宏观结构对微观个体的影响,还能更具体地呈现新闻职业化的个体发展路径。本文以中国新闻记者的“职业意识”为研究对象,考察中国新闻记者职业意.识的变迁轨迹,并借此探索新闻记者职业意识变迁的内在规律和动力机制。操作方法是,将改革开放以来划分为市场经济初涉期(19781992)、市场经济发展期(1992——1998)、市场经济纵深期(1999至今)三段时期,选取各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记者,对其职业意识进行解析,并将其放置在国家、新闻业和市场三者互动关系的框架内,以职业社会学中职业自主性理论为视点进行对照分析。研究发现：市场经济初期(19781992)。文革结束后,国家陷入合法性危机,为防止政治变革,国家推行经济现代化改革,但改革的共识之下也存在着争议。新闻业借新闻改革,支持改革派,进行政治改革启蒙,但以八九事件告终。1992年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合法性逐步向“经济绩效”合法性转移,国家以“民族主义”话语消解启蒙意识,并专注于发展市场经济,解决了政权危机。这段历史时期,以刘宾雁、樊云芳、左方、范敬宜和安岗等为代表的记者,分别以“第二种忠诚”的方式谏党；提倡全息摄影式中性报道；突破真理报潜规则,恢复报纸的商品性；“三贴近”的政治家办报逻辑、强调调查读者等多元化意识,整体呈现出突破传统喉舌的角色定位,彰显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和恢复报纸商业传统的职业意识。市场经济发展期(19921998)。市场经济在国家主导下全面拓展,新闻产业化发展进入多赢竞争阶段。国家在新闻业管理过程中逐渐发展出一套包含“改革开放总路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市场经济”三内容的霸权话语；而新闻业则发展出“市场化的媒介专业主义、党的群众路线及为民请命、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传统”三套话语资源,为市场化的“象征资源替换”战术提供合理化的解释。这段时间,以卢跃刚、孙玉胜、陈虻、钱钢等为代表的新闻记者,分别以回到常识,记录历史；改变电视语态；“平视”人性和主张“讲人话”等新闻主张,展示了传统文人论政和党的喉舌向新闻职业化转移的职业意识趋势。市场经济纵深期(1999至今)。九十年代末期,国家停止对新闻业的财政支持,新闻业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随着发行、广告等市场的白热化竞争,社会资本进入媒体融资渠道遭遇体制性障碍,生存危机使新闻产业进入零和博弈期。国家逐渐掌握了一套将媒介产业发展与政治表现相结合的治理技法,而新闻业不得不在考虑生存、发展及自身利益问题时,向国家政府强权靠拢。市场化考核和企业化管理导致的生存逻辑,使得新闻记者的劳动出现异化,出现新闻民工、雇员等身份认知。这段时间,以胡舒立、王克勤、柴静等为代表的记者和以《南方周末》记者为核心的专业社区,分别以践行新闻专业主义、“扒粪人”的公民立场、力图“看见”人和基于共享“阐释和反思”话语的专业社区等职业特点,展示出在市场生存和国家治理的夹缝中,以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意识为诉求的专业化发展态势。总体而言,中国新闻记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职业意识都是多元共生的,但也有一个从党的喉舌和文人论政的传统逐步向职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的变迁趋势。职业价值观的转变,是国家、新闻业和市场三者关系演变与新闻记者职业意识变迁之间互动的核心,职业意识变迁的外在动因是,市场化语境下国家与新闻业围绕职业自主性的博弈；内在动力是,国家凭借市场化逐步确立的霸权话语和发展出的治理技巧,使得记者在生存逻辑考量下,不断将理想沦陷的现实进行价值内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