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觉醒》(The Awakening)是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的杰出代表作。在1899年出版发表之后,该作品一直遭受谴责。公众对小说的反响充满了抗议与批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女权运动在西方国家蓬勃发展,《觉醒》也被重新树立了它应有的文学地位。时至今日,我们对《觉醒》的讨论仍然在继续,对小说中女主人公埃德娜这个人物形象的探讨,以及对本小说以埃德娜走进大海走向死亡作为结尾的处理,更是有多种理解和解读。另外极少有人注意到,作为“家中的天使”而被父权制社会认同和推崇的阿黛尔,其身上有无法掩饰的女性主义本质。本论文尝试从埃德娜、阿黛尔和丽兹的人生选择为切入点进行分析。为了追求绝对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完整,埃德娜用种种看似出格的行为,向十九世纪美国社会对妇女规定的种种清规戒律做出了自己的反抗,这种女性意识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十分难得的,也是值得赞扬的,但其极端的做法在现实生活中实不可取,女性要树立自我意识,有没有非极端的选择?她试图树立自我意识,争取独立,她从精神上到经济上是否真正独立过?阿黛尔巧妙地利用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天使”形象的渴望,使自己在父权制社会中同男性的相处由“对杭”转向“对话”。虽然肖邦没有进一步描写阿黛尔是否全身心地满意自己的现状和生活,可以肯定的是,若阿黛尔永远只沉浸在自己的那一片家庭小天地里,这种家庭女性主义也是有局限性的。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阿黛尔们将逐渐演变为“绝望的主妇”。对于单身的职业女性(钢琴家)丽兹到底是社会规范的叛逆者,还是社会习俗的遵循者这个问题,一直是该文学形象值得探讨的问题。几乎所有的评论都认为丽兹有悖于传统的女性形象,是社会规范的叛逆者。而这种结论的主要依据就是她终身未嫁,是职业女性,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经济上都很独立,且孤芳自赏,性格孤僻,缺乏女性魅力。但又极少有人能指出丽兹小姐的行为具体违背了当时美国社会哪一条或哪一些社会规范。按照“女性不是生来的,是后天变成的”存在主义观点,在十九世纪的父权制社会下,丽兹小姐是“被变成”不怎么受欢迎的女性形象。肖邦借《觉醒》中三位不同的女性形象,说出了她作为女性的困惑、觉醒、挣扎以及对生活的探索,她寄予埃德娜无限的同情,但并没有简单地可怜她,而是赞扬了她独特的、最终坚持自我的品质;丽兹小姐虽然被“妖魔化”也并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但她没有自怜自艾,她敢于直面来自父权社会的误解和敌意。肖邦在延续女性文学传统的同时,更多地通过《觉醒》这部小说展现出她对传统小说及传统女性人物形象的超越。肖邦敢描写他人不敢触及的领域,敢于对女性如何成为自己发表自己的看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肖邦笔下《觉醒》中不同的三位女性形象,及她们的人生选择,在今天仍对我们有着极大的警示及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