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讨晚清同文馆外语人才培养所遭遇的困境及破解途径,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爬梳,串联起支离破碎的历史片段,拼接出中国外语人才培养初期的困难、困惑、纠缠与探索,尽可能还原围绕着同文馆的身影及其活动,呈现一百五十年前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一是从外语人才培养的角度切入,梳理晚清总理衙门同文馆所遭遇的困境,并对破解困境途径进行剖析。二是通过同文馆困境构成和突围选择,考察中国近代外语教育的最初形态,展现外语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三是通过对近代外语人才培养经验和不足的分析,希望对当今外语人才培养提供参考。本文以梳理同文馆四个较突出的困境,即生源困境、师资困境、教材与教学困境、出路困境及破解途径为主体内容,将同文馆置于晚清洋务运动的历史图景中,力图将外语人才培养与晚清社会发展紧密衔接,避免将同文馆创办、发展、兴盛、归并等发展阶段剥离社会环境作孤立研究。本文正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介绍同文馆创设历史背景和基本概况,考察同文馆创办之前中外交往的语言障碍及解决途径,梳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想基础和兴办洋务学堂、兵工厂、造船厂、电报局、矿务局的洋务举措,阐明同文馆设立与《天津条约》语言歧视条款、有识之士倡议与实践的关系,尝试将同文馆四十年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同文馆的关键人物奕诉、丁韪良和赫德等作出评析。第二章分析同文馆的生源状况与改善举措,通过剖析八旗咨取学生的质量对外语人才培养的影响,阐明同文馆在生源方面的困境,通过如何进入传统教育体系、实现在社会范围内广纳贤才这一核心问题的探讨,展现以奕诉为代表的洋务派在生源问题上对传统的遵从与突破,他们如何以开放心态,采取不断提高入馆学生条件要求、说服当政者采纳公开招考方式、开辟异地保送渠道等措施,变相实现同文馆生源多样化的努力。第三章从同文馆教习无人可聘的困境入手,呈现奕诉等人在选聘洋教习方面的纠结与最初汉洋教习搭配的制度设计,通过与保守派论战为“师夷”破冰、给予赫德和丁韪良在洋教习聘用上的自主权、建立洋教习汉教习激励机制等措施,形成以洋教习为主、汉教习为辅的较为稳定的教习结构,并探讨赫德在洋教习聘用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建立与海关总税务司用人机制相关联的必要性。第四章研究同文馆在教学教材方面遇到的困境,通过对外语人才培养目标嬗变的追踪,展现培养目标由单纯的外语人才、到外语人才与西学人才培养并重、再到精通外语的西学人才的不断发展,分析教学活动随之适应与变化的表现,探究奕诉与丁韪良的思想观点及其对教学活动、教材建设的影响,重点研究丁韪良的西方教育理念对同文馆教学模式的影响。第五章关注同文馆外语人才专业性与传统岗位要求之间的张力,分析总理衙门为将外语人才出口与传统仕途道路衔接所做的努力,从人才出路的角度分析同文馆亦官亦学制度设计的必要性,阐明外语人才在翻译官、纂修官、副教习、肄业生、驻外使馆随员等岗位上的流动规则,揭示总理衙门与同文馆在外语人才储备与使用方面的勾连和主动对接新时期外交需求的努力。最后的结语则从微观层面的考证转向较为宏观的视角,从同文馆推广到洋务学堂,认为晚清外语人才培养的困境共性大于个性,来自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否定、开办新式教育无章可循成为洋务学堂共同面对的两大困境,对于前者,从传统文化内部寻找依据成为基本策略,也逐渐成为自身的精神力量,而对于后者,则借用在华传教士、学者和工程师的力量实现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植入。同文馆在外语人才培养作出积极有益探索的同时,也存在着囿于官学性质的局限性与跟不上时代发展的局限性,其追求实用的经验与不足为今日外语人才培养提供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