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之行》是爱·默·福斯特最后一部，也是其最为成功的小说。该小说发表于1924年，写作过程历经12年。小说创作源于作者1912和1921年两次印度之行。两次旅行间，印度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令福斯特不得不对小说进行修改，在小说中也可以见到其思想变化的痕迹。 福斯特是一位有着自由人文主义理想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思想主要表现为“唯有连接”的乌托邦理想，即认为人际关系和艺术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事情。福斯特的连接观发轫于剑桥，并受到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 Group）学术团体的影响，成为其一生所恪守和追求的信念。福斯特认为，英国中产阶级主流社会在公立学校的规训下，有着“一颗发育不良的心灵”，成为建立良好人际关系过程中的障碍。 福斯特的自由人文主义理想与当时主流社会的帝国主义理想格格不入。他逆流而行，在他所属的时代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当以吉卜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者和帝国作家为其“白人的负担”和传播文明的使命大唱赞歌并扬扬自得时，福斯特背道而驰，批判帝国主义的丑恶行径及其对跨种族的人际关系的破坏。福斯特作为坚定的反帝国主义者和有着自由人文主义抱负的知识分子，其身份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错位状态。一方面，他处于帝国的边缘审视中心，从内部对帝国主义进行批判，因而不为帝国主义者所容纳；另一方面，他又无法真正融入“他者”的阵营。小说中的菲尔丁作为福斯特的代言人，也反映了这种身份错位的两难处境。 种族歧视和偏见是帝国主义者在殖民事业推进过程中的有力武器之一。帝国主义者企图借用种族优劣这一观念和各种伪科学，宣扬其种族“质”的优势，从而弥补其扩张过程中“量”的不足，为其扩张和统治鸣金开道。这种种族优越感和种族歧视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并在山洞事件后达到了极点。俱乐部作为英国人活动的主要场所，成为种族歧视的集散地和帝国的前哨。《印度之行》反映了以福斯特为代表的自由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面临的困境。 尽管福斯特一再强调《印度之行》是一部非政治小说，并在小说中有意避免提及具体的历史时间和事件，然而读者仍可从小说中听到历史的回声。小说中阿齐兹被控对阿德拉小姐性侵犯以及审判前后，多处映射了英属印度历史上的阿姆利则惨案以及甘地所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暴露了帝国统治所面临的巨大危机。“民主的帝国”这一观念是福斯特“唯有连接”和“人际关系”理想的具体表达。福斯特深深感到英帝国统治建立在“沙滩上”，面临着瓦解和坍塌的命运。他诉诸于“民主的帝国”这一乌托邦理想作为帝国救赎的良方。这种去政治化的连接观折射出福斯特隐性层面上的帝国心态和两面性：福斯特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但是他并不反对帝国的存在。相反，他一直在为帝国的命运感到深深焦虑。 不少评论家，包括弗吉尼亚·吴尔夫和爱德华·赛义德，在肯定《印度之行》是一部成功作品的同时，指出了其不足。如吴尔夫批评其“捉摸不定”和“躲躲闪闪”，赛义德也指出该小说中“民族抵抗的缺失”。本文作者认为，这正是福斯特在面临人文主义理想和帝国主义现实巨大反差时作出的无奈选择。福斯特清醒地意识到，伴随着帝国危机而来的是印度的独立和帝国大厦的坍塌；自由人文主义理想在帝国主义语境下，无法超越政治，文化和种族的樊篱达成连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如阿齐兹，阿德拉，菲尔丁以及摩尔夫人都经历了超越与回归过程，这也表明在帝国主义框架下，试图超越差异，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最终结果是以失败姿态回归到最初的起点。任何连接的企图在帝国主义统治下都是徒劳无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印度之行》是“自由人文主义的墓志铭”，是一曲献给英帝国的挽歌。 《印度之行》对于全球化和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化共存，以及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也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