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帕慕克是一位土耳其作家、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正本清源、填补疏漏,以学术争辩的方式展开自己的批评与诠释,对帕慕克做一个综合性的专题研究。首先,针对以帕慕克与土耳其之关系为中心的社会历史学批评的缺席,本文试从凯末尔与世俗主义改革、伊斯兰主义、土耳其妇女、少数族裔四方面展开研究,研究帕慕克对土耳其近百年历史的矛盾态度,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同情性认知,对本土妇女生存境遇的关注,对土耳其少数族裔政策的批判。这四方面基本涵盖了现代土耳其发展史上的主要问题。之后,本文将帕慕克批评中文化杂合派与文化冲突派的论争引入这一研究领域,指明学界对“多余”的主人公与“媚俗”的爱情叙事的误读——其实,它们才是帕慕克文化观的核心部分。最后,结合对帕慕克的“故乡”城市伊斯坦布尔的论述,揭示帕慕克小说中“冲突与交织的新象征”——忘怀政治,皈依爱情。其次是对帕慕克的写作文化渊源的探求。帕慕克的写作主要有两个文化源头,一是苏非神秘主义,一是后现代主义。这导致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分两派,在这两派的论述中,存在诸多论战与困惑。本文试图在这两种观点间寻找契合点,因为在帕慕克的身上二者是融合为一的,并剔除其中的过度诠释,彰显帕氏文本中最鲜明的苏非主义特征和后现代主义特征,即“苏非化的主人公”与“不确定性”。所谓苏非化的主人公,指的是从《白色城堡》到《雪》,帕慕克的主人公皆源自一个人物原型——苏非,这表现在他们的弃世、缄默、痴情、认知自我、追寻真主、爱安拉等言行特征中,而不确定性指的是,帕氏文本的情节、主题、人物皆具有不确定性,这最终根源于土耳其文化与身份的不确定性。缝合苏非派与后现代派的研究是本文的难点之一,本文试从分析《黑书》中的卡利普与帕慕克、博尔赫斯的比较研究入手,希望能呈现出一个在艺术形式上跨越东西方文化的帕慕克形象。再者,实际上目前帕慕克的批评研究已走入一个瓶颈阶段。国内外学界围绕文化杂合、苏非主义、呼愁等问题反复论述,难以论述出什么新意。但是,30多年来,帕慕克的写作在不断地变化,每一部作品都有其相对独立的思想艺术价值。那么,它们是什么?这是现有批评框架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本文选取了《白色城堡》、《黑书》、《新人生》、《我的名字叫红》等七部作品为例,运用弗洛伊德、福柯、德里达、鲍德里亚、唐·库比特、列斐伏尔等人的思想理论,从情节、人物、结构等不同角度展开阐释分析。在这些新理论、新视角的观照下,对一些学术疏漏加以弥补,如对《新人生》与神秘道三段论关系的阐释；对一些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提出质疑与论辩,如对《我的名字叫红》中“橄榄”形象的重读；对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做出另一种新的解答,如对《黑书》文体定位的讨论；对一些未被发现的亮点与价值加以揭示,如对《伊斯坦布尔——记忆与城市》的空间权力批评和对《纯真博物馆》中“物”的关注。这是帕慕克作品的一只万花筒。它将澄清目前帕慕克研究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并为今后的帕慕克评论开拓出一片新天地。最后,本文将解析帕慕克创作中更为核心的几个问题,它们不仅贯穿于帕慕克的一生创作与所有作品中,而且是与本文每一章节的研究关联、互补的。它们是帕慕克写作的自传性、帕慕克的文艺理论、帕慕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研究、艺术风格或“呼愁”。在这些问题中,有的是新问题,有的是老问题,但皆未能得到清晰有效的诠释。弗洛伊德说,作品是作家装饰过的白日梦。每一部小说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自传性写作,帕慕克也不例外,他将自己的阅历、思考与性格气质赋予笔下的主人公,将他的父母、祖父母与生活现实搬入小说中。但目前关注这一问题的人非常少。与此相似的是对帕慕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比较,本文试以《白色城堡》与《双重人格》的比较为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展开开疆拓土。2009年,帕慕克在哈佛大学做诺顿演讲后,他的文艺理论成为一个新问题。介于学界尚未展开对它的研究,本文试初探之。最后不得不论述的是帕慕克的写作风格,虽然关于它的论述已经层层叠叠,但要问呼愁转化为帕慕克诗学形态的独特性在哪里,今天我们仍然无法给出一个明晰的答案。本文试从帕慕克的个人气质、诗学表征、文化渊源、历史与时代内涵等方面分析呼愁,回答“呼愁何以成为一种呼愁”这一批评难题。总之,本论文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更为全面、客观、真实的帕慕克研究体系。它既是对以往帕慕克研究的一个批评性总结,同时,也将为今后的评论与研究提供一个系统、详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