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往往伴随着劳动力流动的加剧与商业秘密泄露风险的增大,由此也催生出了竞业限制制度,旨在协调、平衡市场主体之间各自权益、遏制无序竞争。公司法视阈下的竞业限制属于法定的在职竞业限制,而劳动法视阈下的竞业限制属于约定的离职竞业限制,主要是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来实现的。本文如对竞业限制无特别说明则默认为是论述有关离职竞业限制的问题。《劳动合同法》将竞业限制协议定位为劳资双方协商一致的产物,故而竞业限制协议应当具有平等的属性,然而,由于用人单位在劳资关系中具有天然的优势地位,常常利用自身优势与劳动者签订不平等的竞业限制协议,极大地损害劳动者的自由择业权。特别是近年来互联网等新兴行业发展迅速,各企业间围绕人才的竞争愈发激烈,用人单位也因此不惜在人才培养方面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由此也往往通过签订更为严苛的竞业限制协议来避免自身利益受损。而效力问题是讨论竞业限制协议的首要与核心问题,也是如何最大化地发挥竞业限制制度作用,避免利益的天平倾向任何一方给市场经济发展造成损害的先决性问题。但我国针对竞业限制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理论尚不成熟,立法体系也存在不健全的问题,对竞业限制协议效力认定方面的规定更是匮乏,司法适用与立法存在一定的偏差,导致实践中争议不断。因此本文的研究内容为离职竞业限制协议的效力认定,论文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进路,除引言和结语外,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协议效力认定的司法现状及立法规定进行梳理分析,司法现状部分先从整体上对相关案件进行梳,再归纳总结出其中的争议焦点。由此,确定本文基本讨论范畴。立法规定方面主要包括《劳动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一）》）以及地方性法规规章中对竞业限制制度的规定,重点对各地未约定经济补偿金的竞业限制协议效力认定问题进行分析。第二部分主要是对协议效力认定的困境成因进行分析。通过上文对司法实践中争议焦点与相关立法规定的梳理,总结出我国对竞业限制协议的效力认定存在立法过于分散、原则,缺乏系统性、明确性与可操作性的问题,以及在理论层面对契约自由理念的适用缺乏一定限制与对利益平衡原则的适用缺乏统一规则的问题。第三部分为域外考察。主要是对域外关于竞业限制协议效力认定的经验进行整理分析,总结出其在理论与实践中成功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基本国情,提炼出对我国立法之完善有所助益的启示——一是在立法态度上对竞业限制协议应当进行严格限制,二是在司法审判实践中以合理性审查作为发展方向,建立适应我国的合理性审查制度。第四部分立足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围绕前文所讨论的内容并结合域外先进经验的启示,对我国离职竞业限制协议的效力认定提出具体建议。首先,应当对效力认定的合法性标准与合理性标准进行明确:对协议约定的客体、主体、地域、领域进行明确的限定,避免对用人单位进行超过必要限度的保护而损害劳动者的自由择业权;对经济补偿金对协议效力的影响进行明确,包括未约定经济补偿金与约定未支付两种情况;其次,明确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竞业限制协议无效;再次,协议的失效情形应当进行完善,使得协议的效力与现实情况的变化处于一致的状态;最后,对“互联网+”新经济形态下竞业限制协议尺度要进行从严把握,以适应“互联网+”大环境下市场机制的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