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企业是生态环境的主要破坏者,但环境资源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特征会引发市场失灵,此时就需要政府在绿色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以制约企业的污染行为、提升环境质量。然而,绿色投入的长期性、不确定性特征,使得企业尤其是重污染企业普遍缺乏污染治理的主动性;并且,内部资金的有限性和外部融资约束会掣肘企业的绿色投资,以至于企业在政府绿色治理压力下所进行的环境投资只是被动应对。而政府补助采用直接或间接手段向企业提供的资金帮助,纾解了企业的融资困境,激励了企业投资绿色领域,从而强化了政府绿色治理的效果。作为最高层级地方政府的省域政府,对中央政府环境政策的执行以及下级地方政府的绿色治理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此研究省域绿色治理、政府补助以及企业绿色投资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改善全社会的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分为六大部分。首先对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创新等进行了阐述;然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因素、政府绿色治理与企业绿色投资、政府补助与企业绿色投资以及政府绿色治理、政府补助与企业技术创新等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论;其次,以外部性理论、合法性理论、制度理论以及资源依赖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本文的三个研究假设;再次,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年报、国泰安CSMAR企业数据库以及《中国环境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等可靠来源手工搜集大量数据,获取了2012-2017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数据,对企业绿色投资、省域绿色治理和政府补助等关键变量进行量化,借助Stata软件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并对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测试;最后,依据上述回归结果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以及本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展望。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省域绿色经济治理与省域绿色执法治理对企业绿色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省域绿色立法治理对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不显著;政府补助和环保补助能够强化省域绿色治理对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当期和滞后期的企业绿色投资并未改善企业绿色绩效,绿色投资只是企业消极应对省域政府绿色治理压力所采取的短期行为;基于企业规模和地区污染水平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规模越大,地区污染水平越高,越能够强化省域绿色治理与企业绿色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延伸了以往研究中的理论链条,不仅考虑了省域政府绿色治理对企业绿色行为的直接作用,还将中央政府对省域政府绿色治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纳入理论分析,系统分析了中央政府、省域政府和企业三者间的交互行为;二是改进了关键变量的衡量指标,本文将省域绿色治理细分为绿色经济治理、绿色立法治理和绿色执法治理,并将政府补助进一步划分为环保补助和非环保补助,能够相对全面地衡量关键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