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问题是20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的一个核心问题之一。启蒙运动已经进行了几百年，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现代性问题也开始凸显。围绕着现代性问题，理论界展开了争论，有人质疑现代性是否存在，有人认为启蒙理想只不过是一个“乌托邦迷梦”。进入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开始鲜明地反对现代性，他们宣称现代性已经死亡，乌托邦已经消失，激进地以多元化对抗同一性，以碎片化和平面化对抗整体性和深度，力图挖掘被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所掩盖的微观叙事和边缘话语。同时，保守主义也以传统来抵制现代，与后现代主义一起，站在了鲜明的反现代立场上。哈贝马斯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为现代性作出了辩护。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作为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哈贝马斯的理论可谓独树一帜，他认为，现代性并没有结束，现代性问题的出现不是理性过度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因为理性发展不充分所致。哈贝马斯指出，启蒙理性既包括工具理性，也包括交往理性，工具理性至上导致了人的异化，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交往理性的构建来“治愈”启蒙的种种“病症”。　　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部分。第一，简要梳理现代性的历史话语，整理哈贝马斯现代性思想的理论来源，以及哈贝马斯对黑格尔、尼采等人的现代性话语观的批判。第二，系统阐述哈贝马斯的现代性重建理论，即语言学上构建普遍语用学，哲学上从意识哲学转向交往哲学，社会学上批判生活世界殖民化，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第三，通过哈贝马斯与后现代的代表人物福柯和利奥塔的论争，全面看待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思想特征和观念差异。第四，由于特殊的国情，中国的现代性建设之路曲折复杂，在当代更是表现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共存的时空压缩现象，因此，在国内启蒙精神和文化现代性的构建上，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话语权的构建上，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无疑带来了深远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