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和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出口贸易规模持续高速增长,已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不过,出口结构以低质、低端商品为主,出口贸易“大”而不“强”,呈现出典型的“资源小国,低端商品出口大国”特征,严重制约着我国从贸易大国变成贸易强国、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的进程。从我国国情来看,人口众多而资本稀缺,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出口具有比较优势,问题是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低端产品竞争加剧和国外市场需求层次的提升,低技术含量的制成品将逐渐丧失竞争优势,难以适应国际市场“以质取胜”的竞争要求,且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当前,提升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优化出口结构是提升出口竞争力及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然而金融发展滞后于出口贸易发展导致出口结构优化中面临诸多的金融约束,尤其是“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金融支持制度”缺位成为制度性障碍,这严重制约着高技术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和出口结构优化。基于此,本文从金融发展视角,对金融与出口结构优化间的理论关系、现状及存在问题、内在影响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构建了出口结构优化的金融支持制度。主要内容:①金融发展与出口结构优化关系的理论分析,厘清金融发展影响出口结构优化的渠道,为后文建立数理模型和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②金融发展与出口结构优化关系现状分析,基于VECM模型基础上的Wald联合检验方法检验两者的长短期因果关系,揭示两者之间存在的问题,为后文研究提供现实问题背景;③从规模经济视角,构建金融发展决定出口结构优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金融部门通过克服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交易费用,决定出口结构优化的内在机制,并讨论封闭与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均衡情况,接着,分别采用1992-2009年28个省份和东中西三大区域金融发展与出口结构面板数据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④从出口商品技术含量提升视角研究金融发展与出口结构优化的关系,并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⑤从金融发展视角,构建金融支持出口结构优化的新机制。主要结论:①中国金融发展推动了出口结构优化,但需强化金融发展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实证显示:金融中介与工业制成品出口之间具有长短期双向因果关系,金融中介、资本市场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之间存在长期因果关系,工业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与资本市场发展之间存在短期因果关系;②省际金融发展对省际工业制成品出口、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高新技术产品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影响显著,但省际金融发展对省际高新技术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影响不显著;③东中西三大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对高新技术产品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竞争力指数影响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东部金融发展对出口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好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东中西三大区域金融机构效率对区域高新技术产品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影响均显著为正;东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对高新技术产品比较优势指数影响显著为正,而在中部、西部地区两者关系不显著;④从行业层面看,金融发展对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相同组间的产品、不同组间的出口商品技术含量提升均存在差异,金融发展对行业外部融资依赖系数最大组的出口商品技术含量提升影响最大。主要创新:①论文突破现有金融发展与出口结构关系的描述性分析,建立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发展中大国金融发展决定出口结构优化的内在机制,厘清金融发展与出口结构优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作用机制和约束条件,模型既能揭示我国金融发展与出口结构优化的关系,又能作为解释普遍发展中大国两者关系的理论框架,体现论文的理论价值。②基于金融发展与出口结构优化间在国家、省际、区域和行业层面的实证研究发现,两者关系在区域、行业层面存在较大差异,深化了对两者关系的认识,为理解金融与出口结构关系的区域、行业差异成因提供了经验支持。③论文基于金融发展视角构建“三位一体”的金融支持出口结构优化的新机制,即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与资本市场支持出口结构优化制度,为出口结构优化提供可行的金融调控机制。论文揭示与论证的主要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能够为国家“以质取胜”、“科技兴贸”战略的实施以及金融发展的步骤提供理论依据,对于决策和管理部门(如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