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中的性别歧视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西女权主义语言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本文旨在采用比较法和女权主义视角，对性别歧视语言及其改革作出新的尝试。 论文首先对英语和汉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从男性全称词、称呼语、词序、男性词的泛化与女性词的贬化，以及语篇中的性别定势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对比分析。英语和汉语中的第三人称单数阳性代词都用作全称(种属)代词，在语法上涵盖了女性，而在形象中却排斥女性。在称谓方面，对男子的称呼往往需要体现其社会地位，而对女性的称呼则常常需要通过她们与男子的社会关系来体现。词序也反映出性别歧视。在有关男女的词语中，英语和汉语都把男性排在前面，而把女性列在后面。词义学研究还表明，凡是与男子有关的词，词义稳定呈中性或褒义，而与女子有关的词则往往发生词义贬降。语言中的性别歧视还在广义的语篇层次上表现出来。教科书、语言工具书、大众媒体和习语中所反映的男女形象，多局限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原型，宣扬女性脆弱、无知、只注重外表，甚至还是罪恶的渊薮。 在全面论述了英语和汉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后，论文作者剖析了语言中性别歧视现象形成的根源。从历史文化看，在西方，这主要是以《圣经》为代表的基督教传统，它不仅歧视而且排斥女性，把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庸。在东方，儒家经典所承载的男尊女卑的封建儒教传统，也把女性紧紧禁锢在性别歧视的“文字狱”中。在现实社会中，传统上男主外、女主内的不同劳动分工，以及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使人们产生并保留对女性的偏见。这种偏见很自然地在语 本文还在简述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的基础上，从三个不同视角阐述了性别歧视语言规划的必要性。美国语言学家 Caser Miller，Kao Swift和 Bobby Sorrels认为，目前的性别歧视语言规划滞后于男女平等的社会改革，因而需要大力推进；受Lacan心理分析理论的影响，Helen Cixous和 Luce Iig叨等女性主义批评家，在理论上批判阳物中心论以构建女性自我身份，她们关于语言的性质、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创造女性话语等问题展开的讨论，扩大了性别歧视语言规划的视野；女权主义者 Dale Spender认为，女性受压迫与性别歧视语言直接相关，语言规划是使之摆脱压迫的法宝之一。本文作者主张，由于语言与社会现实相互作用，语言规划即社会改革，性别歧视语言规划因而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内容。 基于上述讨论，论文还着力探讨了英汉语中性别歧视语言规划的策略。作者认为，西方激进女权主义者关于颠覆以男性为中心的语言、创造以女性为中心的语言的实验，虽有其启示性的积极价值，但女权主义语言学家关于通过性别中性化和性别明确化等手段，实现语言中的性别平等的主张，更具操作的可行性和在中西社会中椎广的普遍意义。然而，要促使语言中的性别平等得以实现，还必须改变语篇中的性别定势。鉴于单纯依靠语言规划无法彻底根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作者强调语言规划与社会改革不能分割，消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的根本在于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