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创新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支柱,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排头兵。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成为了企业家、学者和政府普遍关注的焦点。高管成员掌握着资源分配的战略决策权,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最为关键,其背景和特征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众多学者从高管的性别、专业、受教育程度、职业背景等多个角度对企业创新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现有研究结论可知,不同特征的高管在思辨能力、行为风格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异质性使其在面对同一战略决策时会作出不同的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不同于以往文献,本文突破只侧重于研究企业高管本身行为特征的局限,以我国制度体系为背景,切入企业联结的视角,就高管跨体制联结对企业创新产出的直接影响以及研发投入强度的中介效应进行探索性研究。同时,高管跨体制联结效应的发挥会受到其创新压力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选取最终控制人类型、行业差异和行业性质作为调节变量,检验高管跨体制联结与企业创新产出关系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异性。最后,在构建创新效率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考察高管跨体制联结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其价值机理。针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诸多民营企业中兼任高管的现象,本文以2008-2017年共十年全部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大样本数据的回归分析考察高管跨体制联结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价值效应。本文以专利申请数量衡量企业创新产出,研究发现:与非跨体制联结对比,国有企业高管存在跨体制联结关系能够对国有企业创新产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相比于“非决策高管”而言,国有企业“决策高管”的跨体制联结关系的创新产出促进效应更加显著。紧接着本文通过检验高管跨体制联结促进国有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机制,发现研发投入强度在二者之间起中介作用,即高管跨体制联结通过促进研发投入强度进而促进国有企业的创新产出。在分组检验中,本文以最终控制人类型、行业差异以及行业性质三个变量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发现高管跨体制联结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仅在地方国有企业、同一行业以及高科技行业组别中存在影响。进一步地,用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指标度量企业的创新效率,本文发现高管跨体制联结对国有企业创新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且显著抑制了创新效率的价值提升效应。为了探究这种结果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本文进一步根据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新效率的比较,而将样本分为“榜样组”、“非榜样组”以及“非跨体制联结组”。研究结果发现,相比于“非跨体制联结组”,“非榜样组”的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显著提高,但企业价值并没有显著增加,而“榜样组”的创新效率显著下降,但企业价值是最高的。所以,本文认为高管跨体制联结的创新激励效应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即若高管跨体制联结对象是“非榜样组”的企业,跨体制联结关系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是以企业创新效率的损失为代价的,是国有企业高管应对绩效考核和政治晋升的一种“策略性”选择行为;而若高管跨体制联结对象是“榜样组”的企业,跨体制联结能够使国有企业减少低价值的创新投资,反而有益于企业价值的改善。本文为国有企业高管跨体制联结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和公司价值提供了系统化的理论逻辑。一方面可以在理论层面丰富企业高管与企业创新相关领域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实践领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建议,为我国国企高管人员考核评价体系的改善提供方向。本文建议,考核不应以创新数量论英雄,而应当更加重视衡量企业发展质量的指标,对企业的创新成果从创新效率以及价值效应等多方面加以甄别,提高考核标准,推动企业的实质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