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赋予缔约当事人平等的地位，但是在法的实践中具体的缔约主体实际的地位并不平等。缔约主体在缔约过程中根据所掌握的信息进行行为的选择，继而这种行为会随着缔约的深入转化成契约条款，并最终决定了权利义务的分配、信息的不平等导致了契约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愈发明显，尤其是在网络交易日益盛行的今天，网络欺诈案件频频曝光，反映了我国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的问题。当法律意义上公平正义诉求在法的实践中被质疑甚至否定后，怎样通过特定的制度使之回归到正轨，经济学视角往往能提供些根本性的参考。在经济学领域，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整个社会追求的最高境界。帕累托最优状态根基于经济人假设和自由竞争，但是实现这一状态需要很多条件，其中经济人的理性往往表现出自利和短视一面，在缔约前总是试图占据着信息优势地位来磋商，甚至利用对方的错误或者通过欺诈来获利；同时整个市场要实现充分自由竞争则必须满足信息的充分共享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在实际中信息不对称的广泛存在大大提高了交易成本，最终损害的还是整个市场机体。信息披露在实现帕累托最优，提高市场效率方面找到了其经济视角的合法性。契约自由作为契约法的灵魂，其发展脉络中跟随着信息披露的影子，二者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当契约自由得到发展时，在契约自由生长的土壤里面信息披露能得到发展，合理的信息披露更有利于契约的真正自由；在契约自由本身发展受到限制的时候，信息披露的发展很难有所突破。在法学领域里面来研究，离不开基础理论里面的契约自由和信息披露、诚信原则和信息披露的关系探析，这两对关系的探讨最终都指向应当合理地披露信息，对缔约当事人来讲才能实现双方权利义务合理分配，并在平等的基础上达到各自的缔约目的；在宏观层面来讲是会有利于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让整个社会有序运转。比较法的视角简单介绍域外几个国家的信息披露发展情况，英国、美国对于先合同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是持消极态度的，采取买方自慎规则来对待；德国法根据诚信原则以及缔约过失责任将披露义务引入；法国法对信息披露规定最多，认为沉默较之谎言，具有同样的违法性。法理的分析、经济的视角和域外法的简述，对于认识信息披露和构建披露制度有很大的帮助。在构建起一般规则的前提下，最重要的目的是规避因为信息不平等带来的恶意诈骗和优势方利用契约对方的错误来获利。我国立法中对信息披露的规定不明确，在《合同法》中应该在总则中作出一般性的规定，在有名合同中作出具体规定，使之更符合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