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论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论题,它不仅关注人性的善恶问题,亦涉及到对人性的来源的追问和探索,在古代,人们一致把人性善恶的形上根据溯诸于天。汉代董仲舒继承先秦人性论的积极成果,并从汉初兴起的自然科学思想(包括宇宙论、阴阳说和中医学)和天人感应思想中吸取“灵感”,提出了探讨人性的新思路。他把阴阳概念引入到人性论思想中,用人所禀受的阴阳二气的性质作为判断人性如何的根据,创立了气禀人性论。他认为天有阴阳二气,阳尊阴卑,人是由阴阳二气组成的,人就相应的具有贪仁之性:“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董仲舒通过“阴阳”把天与性勾连起来,为天降人性找到了实然的中介;阳尊阴卑体现了天的“仁爱”之性,阴阳又作为天与善的中介为善找到的形上根源。而在先秦,《性自命出》、孟子和《中庸》也把性之形上根据溯诸于天,把天作为人之德性的来源所在。但三者都采用内心直观的方式体察天命,遵循的是一条尽心、知性进而知天的“由内到外”的内省道路,如此则不能够说明天何以具有道德、“天德”通过什么方式展现出来、以至天通过何种途径把性降之于人一系列问题。先秦人性论没有把天与人性完满地贯通起来,也没有最终解决善的形上根源问题,因此,先秦的人性论都是以社会现象立论,来论证性之或善或恶的。董仲舒气禀人性论的提出,从根本上解决了先秦人性论存在的问题,并把人们对人性的探讨推向深入。气禀人性论的创立,开辟了一条探讨人性本质的新的道路,为后来的论人性者提供了模版。董仲舒之后,扬雄、王充、刘邵等相继用气禀的性质(阴阳、厚薄、精粗等)作为人性如何的根据,从而提出自己的人性论观点。唐代韩愈继承了董仲舒的人性论,明确提出了“性三品”说。宋代以后,张载创建气一元论哲学,在人性上区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此“气质之性”就是对董仲舒的气禀人性论的继承和发挥。之后,程朱接受了“气质之性”的思想,为其理学的体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