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企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推动企业使用云计算、大数据和社交平台等数字化技术来协助组织运营,加剧了员工与这些数字化技术的日常互动,导致与使用数字化技术相关的潜在负面影响加剧。同时,新生代员工正逐渐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主力军,其鲜明的价值观念与企业数字化环境的矛盾和冲突,可能会引发员工的负面情绪,引起反生产行为的产生,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基于此,探讨新生代员工在组织中产生反生产行为的影响机制,减少员工负面行为的发生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家庭支持型领导是一种积极的领导方式,它能有效地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在企业经营环境不断改变的情境下,家庭支持型领导能够加强员工的情感信任,与员工之间建立相互依赖关系,从而有效地减少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发生;同时,员工作为企业最主要的要素之一,个人的心理状况也会对其行为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道德推脱作为个人的一种心理认知过程,会对个体的正向认知和行为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技术压力作为员工感知到的组织情境,对员工工作场所的行为也会产生影响。因此,探索家庭支持型领导对新生代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影响机制,有利于数字化背景下企业的发展。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综合家庭支持型领导、道德推脱、技术压力和反生产行为的研究成果,根据“组织情境-心理状况-行为产出”的逻辑,建立了家庭支持型领导对新生代员工反生产行为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以345份有效样本进行统计分析,验证了家庭支持型领导、道德推脱、技术压力和反生产行为各变量的相关性;采用层级回归的方法检验了研究假设。结论如下:（1）家庭支持型领导对道德推脱、反生产行为均有显著负向影响,道德推脱对反生产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2）道德推脱在家庭支持型领导与反生产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家庭支持型领导可以通过员工的道德推脱影响其反生产行为。（3）技术压力削弱了家庭支持型领导与道德推脱之间的负向影响。同时,中介效应也被显著调节。当员工的技术压力较强时,家庭支持型领导通过道德推脱对反生产行为的间接影响减少;反之,间接影响增强。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丰富家庭支持型领导的研究,也可以为组织预防及治理工作场所的反生产行为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