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河南宋村所作的实地调查，本文较为系统的考察了乡村社会纠纷的大致样态、调解机制的基本逻辑及变迁轨迹。进一步，本文透过这些内容加深了对巨变中的乡村社会、转型期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理解。 本文指出，最近二十多年来，农民经济能力提高、相互依存度降低、互动减少、理性化程度上升等因素导致纠纷发生的频次不断下降。纠纷的减少未必说明村民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而是由于彼此间的期待降低，关系淡化，村庄共同关系、合作与互助体系趋于瓦解，这是一种可怕的“貌合神离"。其结果之一是传统的内生的秩序生产能力大为降低，村庄基本秩序的维持更加不得不依赖正式组织；而伴随着基层组织的权威与行为能力的日益式微，黑恶势力的暗流开始出现，这又使村庄看起来似乎正在成为国家权力和法律的不入之地。 通过对宋村纠纷调解实践的解读，本文看到，最近的10多年，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空前的巨变：村民正在走向高度的理性化，乡村共同体不断趋于解体，传统的地方性规范式微，无法内生出权威和秩序；同时，日益具有现代性的农民正在和现代国家日趋亲合。今天的乡村社会，已非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理想类型所能准确概括，它呈现出“结构混乱”的态势，即村庄共同体趋于瓦解，乡村面临着社会解组的危险。这种情况下，乡村社会更需要国家权力的进一步深入，需要国家加强基础性能力的建设。当前，型构出一种新型的权力的文化网络，高效率的向乡村社会渗透，重塑基层权威主体来整合社会，是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 最后回到农村法律实践的领域，本文指出，乡村社会的结构混乱，使得内生出了对普遍性规则的需求。在传统结构和规范几乎不能恢复的情况下，国家法律及其所代表的国家权力虽然不能彻底改变结构混乱的局面，却可以遏止农村黑社会化的暗流，保证基本的秩序与公正，促进新的稳定结构早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