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中国，梁启超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他不仅在政治及舆论宣传方面做出卓越成就，而且在学术研究方面也获取极大成功。作为学者的他，在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新闻学、社会学诸领域写出了大量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因此，许多学者称他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正是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方面也做出了杰出贡献。这是因为：在他数百万字的学术论著中，有不少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而且，其中一些论著还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产生及发展产生启导性的影响。中国近现代是一个东西文化相互冲突的时代。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如何建设中国的未来文化?是任何中国人都面临的问题，也是每个人所必须回答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梁启超有他自己的认识，当然前后也略有所不同。他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及变化，是他从事哲学史研究的基础，也在其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有所表现。 梁启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主要涉及先秦诸子哲学、佛教哲学与佛学史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个方面的内容。而且，他还通过具体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哲学观、哲学史观以及一般性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梁启超所做的这些工作，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来说，都是有重大意义的。而且，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中也产生极大影响。 在文化观上，梁启超是一个中西文化融合论者。这使得其中国哲学史研究带有了“中西结合”的特点，具体说就是：在研究中既借鉴西方哲学史的框架和模式，又兼顾中国哲学的民族特点。这一点是他在纠正胡适研究路数缺失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用西方哲学来型塑中国哲学，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道路，功不可没。但是，他却忽视了中国哲学的民族特点。梁启超在对胡适的质疑中，开启了这样一种研究方向，即近代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方向。这对今天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者来说，具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