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商业信用具有其他融资方式所不具有的优点,比如便捷性、低成本和低风险等。在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中,商业信用的融资规模巨大,企业之间使用商业进行结算的情形随处可见。不论从相对数额还是绝对数额来说,我国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规模也相当可观,同时也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青睐,尤其是当企业面临信贷约束而无法顺利地从其他渠道获取融资时,商业信用融资将得到更加广泛的利用。充分合理地利用商业信用融资,无论是对于微观个体企业来说还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商业信用融资可以有效地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丰富企业的融资渠道和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等。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者们对于商业信用融资的研究从未中断,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以往学者对于商业信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商业信用的界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因素、商业信用融资动机和商业信用融资与银行贷款的关系等方面,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体系,如其融资动机理论有融资比较优势理论、价格歧视理论和信贷约束理论等。从他们的研究可以发现影响商业信用融资的因素是众多的,从微观上来说它不仅受到企业自身发展状况及财务表现的影响,而且从宏观上来说与整个社会发展环境(如信任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有着较大的关系。陈运森和王玉涛(2010)研究了审计质量、交易成本和商业信用融资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而刘凤委和李琳等(2009)研究了信任、交易成本和商业信用融资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审计质量对商业信用模式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信任这一非正式机制对商业信用融资模式的选择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他们的研究无不都是从审计质量或者信任机制单方面因素为研究出发点的,并未将审计质量与信任机制结合起来研究。纵观其他文献,将审计质量与信任机制结合起来,探讨二者与商业信用融资模式选择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少之又少,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基于此,本文通过选取审计质量及公司声誉两个主要的因素来进行研究,以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和预付账款等比例的大小来衡量由于商业信用模式选择的不同造成的交易成本的大小,探讨二者与商业信用模式选择行为的关系,研究了独立审计和声誉机制二者在企业与供应商合约中节约交易成本的作用。本文选取2001—2009年期间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主板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在加入了公司的资产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率和独立董事占比,控制年份和行业等变量后进行多元回归,实证结果表明,审计质量越高时,交易双方更倾向于选择交易成本低的商业信用模式,易于形成相互信任的关系,即审计质量对商业信用模式的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公司声誉对商业信用模式的选择同样有着重要影响,而且公司声誉对减少交易成本的作用更大,公司声誉对审计质量具有替代作用,即供应商在做出信贷决策时,公司声誉能够传递更多的信息以供其参考,而减少其对于审计质量的关注,声誉往往具有更多的信息含量。因此我们应该充分重视公司声誉这一非正式机制对于减少交易成本的作用,在交易过程中积极建立和维护声誉,各方之间形成相互信任的关系。总的来说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包括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研究框架和主要贡献四个方面。首先是研究背景和意义,以往学者更多的是关注独立审计与债权人、股东之间的关系,而较少有人关注独立审计在企业——供应商的合约关系中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什么作用,这是本文需要着力研究的地方；其次本文阐述的研究意义主要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展开的；研究框架将文章的总体框架以图表的形式呈现出来；本章最后是关于研究贡献的论述。第二部分为审计质量、公司声誉及商业信用相关理论研究综述,主要是审计质量相关理论研究综述、公司声誉理论相关综述以及商业信用理论相关综述。其中审计质量方面首先是审计质量的内涵和界定,其次是其衡量标准,有单项业务衡量标准和总体执业质量的衡量标准。公司声誉方面,第一,界定指出了公司声誉的内涵和定义；第二,对声誉的价值及声誉管理重要性、公司声誉与财务绩效关系、声誉理论模型和声誉的评价体系进行了综述,选定了中国《经济观察报》的“中国最受尊敬企业”作为声誉指标的参考标准。商业信用研究综述方面,首先,界定了商业信用的内涵及其特征；其次,对商业信用影响因素、融资动机理论和商业信用与银行贷款的关系等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本部分最后对以往研究文献进行述评。第三部分为理论推导与研究假设,首先是本文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契约理论、市场有效性假说和委托代理理论等,从隐性契约和代理理论作为出发点进行推导,以独立审计降低交易成本为中介推导出本文所需证明的两个假设。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主要是模型设定,变量定义,数据来源和样本选取。设定模型后对相应的变量进行了定义,然后是变量描述,包括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第五部分为回归结果及其分析和稳健性测试。实证结果表明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均与预想的相符,结果较好地解释了两个假设,这与前人的研究有一致的地方。稳健性测试一是更换了审计质量的衡量标准,将国际四大替换为国内十大,回归结果发现第一个假设依然成立,说明上述结果较为稳健；二是更换了商业信用成本的衡量指标,回归结果较为稳健；三是单独设立模式对第一个假设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说明模型设定方面并不存在问题；四是对按产权性质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企业进行分组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启示部分,针对结果列出了本文的研究局限性与提出了未来的研究展望。总的来说,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相对于以往的研究,本文研究的贡献主要是综合考虑了审计因素和公司声誉这一非正式机制因素对于商业信用模式选择的影响,而非如以往学者们主要研究审计质量和信任机制等单方面对其影响,而且本文的研究有以往学者未有的发现,即发现公司声誉对审计质量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这给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第二,文章中首次使用了“中国最受尊敬的中国企业”排行作为公司声誉高低的衡量标准,并且得到的实证结论与预期相符,说明这一声誉的衡量标准具有一定的适用性,这在国内研究中尚属首次得到运用,这为以后公司声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第三,拓展了现有的经验研究,梳理了2001-2009年九年期间我国上市公司使用商业进行融资的情况,对我国上市公司近些年利用商业信用融资情况进行了分析,这对现有文献是一个补充。本文研究启示如下：首先,重视独立审计的外部治理效应,建立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和供给,提高上市公司审计质量,加强对审计质量的监督和控制,充分发挥独立监管机构、行业职业组织以及事务所对执业质量的控制作用,加强注册会计师职业的立法工作,监督注册会计师职业立法的执行,以及维护会计市场秩序,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服务质量。其次,充分利用声誉这一非正式机制的治理作用,注重公司声誉、维护整体的信任环境无论对公司还是对个人而言,都是一项长期并且伟大的工程,也是最大化公司长远利益的重要砝码。具体而言,我国公司应当通过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履行承诺和义务等方式来树立和提高在公众中的信誉和形象。再次,对于个人来说,养成诚实守信的良好习惯,积极建立和维护个人的信誉和形象,与人为善广结良缘相互信任,同样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