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进入主流经济学以及管理学领域，很多学者都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是这些实证研究多是集中在公司治理、企业特征层面等客观因素上，很少考虑人的主观因素。自从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s）被Hambrick和Mason于1984年提出以来，高管团队的人口背景统计特征会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以及组织产出、企业绩效这个观点已得到战略和组织科学领域中的学者们广泛接受。高管团队异质性作为高管团队的人口背景统计特征受到众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是却很少有涉及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社会责任关系的研究。本文借鉴了高管团队人口背景统计特征会影响组织产出企业绩效的研究形式，以高阶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理论为理论基础，对高管团队异质性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相关研究，这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分析基础上更加贴近商业现实。同时，结合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特点，本文引入政府干预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检验了外部制度环境是如何影响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本文以2011-2013年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发布的国企100强和民企100强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中披露的社会责任指数为企业社会责任指标，并以樊纲等人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作为对政府干预的衡量，实证结果表明：第一，高层管理团队的社会资本异质性、任期异质性以及教育专业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对社会责任是不显著负向影响。第二，政府干预在高层管理团队社会资本异质性、任期异质性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即当上市公司处于政府对市场干预较少的地区时，高管团队社会资本异质性、任期异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面影响显著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