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期间中国服务贸易的良好开局,预示着在发展对外贸易和深化对外开放中服务贸易的重要地位。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远远高于服务贸易,但是随着我国货物贸易额的不断增加,国际社会采取了反补贴、反倾销等贸易壁垒,限制中国商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对我国货物贸易产生了冲击,并且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原材料价格普遍上涨的现象波及到全球时,中国制造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为了适应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推动经济的高效快速发展,需要发展中国服务贸易。随着各国和各地区科学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贸易联系的加强,服务贸易中传统因素的影响作用逐渐减弱,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发生和贸易流量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并且,由于制度本身的复杂性、抽象性和定义标准的多样性,造成对制度的衡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导致了现有研究结论的争议。因此,本文探究了制度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以期为中国服务贸易的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方向和启示。本文以与服务贸易有关的理论为基础,以制度距离和制度质量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为主线,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试图尽可能全面准确的揭示制度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通过研究2003-2015年中国对44个主要服务贸易伙伴国服务进口和出口的贸易数据,从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制度距离和贸易伙伴国的制度质量两个视角出发,探究制度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首先,依据前人的研究,将制度距离分为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进一步地将正式制度距离细分为法律制度距离、宏观经济制度距离、微观经济制度距离,非正式制度距离用文化制度距离表示,并利用相关理论,分析作用机制。其次,依据从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数据库、美国传统基金协会得到的正式制度质量各指标的数据和霍夫斯泰德研究得到的非正式制度质量各指标的数据,探究贸易伙伴国哪些制度质量指标能显著影响中国服务贸易。最后,通过建立回归模型探讨上述问题,得出结论,并根据所得结论和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本文得出的结论如下:首先,从服务贸易绝对额和增长速度来看,中国对外服务贸易获得了很大的提升,国际市场结构较稳定,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并且以传统服务贸易为主。但是服务贸易总体态势并不稳定,逆差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地区结构不平衡,现代服务贸易所占比重较小,人力资本缺乏,劳动力比较优势减弱,管理体制滞后,法律法规不完善,从而导致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不强,部门竞争力差异较大。其次,制度距离和制度质量对中国服务贸易有显著的影响。法律制度距离、宏观经济制度距离、微观经济制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有积极影响,文化制度距离对其有负向影响。腐败控制度、不确定性规避、放纵与约束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有正向影响,政府效能度、政治民主度、男性化与女性化对其有负向影响。对于中国服务进口贸易而言,政府效能度对其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影响中国服务贸易的传统因素依然存在。最后,随着学者们对服务贸易的深入研究,制度的重要作用也得到了肯定和支持,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时期,服务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不断扩大,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新产业和商业模式不断涌现,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和跨境电子商务迅速发展,但是相应的制度并不是很完善,经济制度仍需要不断地整合和完善。中国应该重视制度环境的提升,充分了解自身面临的制度性激励和约束,从整体上把握服务贸易发展的特征和未来走向。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如下:首先,在大量阅读相关文献并梳理已有的文献信息后,将研究的切入点放在制度因素上,并且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制度质量和贸易伙伴国与中国的制度距离两个视角研究制度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目前,鲜有文献对此进行研究。其次,不同于简单的加入制度进行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分析,本文在加入制度的同时考虑到了经典硬环境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在现有研究文献中,有的学者将各维度制度质量指标直接放入模型进行回归,而没有对制度距离进行测度;有的学者对制度距离进行了测度但没有对其进行分类。本文试图在对制度质量分类的基础上对制度距离进行测度,不仅将制度划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还进一步的将正式制度分为法律制度、宏观经济制度和微观经济制度。考察制度距离各维度和制度质量各指标对中国服务贸易的影响,有助于发现服务贸易的显著影响因素,这在研究角度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最后,本文客观的看待制度对中国服务贸易影响,特别是在实证研究中提出了正式制度距离对中国服务贸易的积极影响,使研究没有局限在交易成本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