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0年，LLSV的实证分析就表明高管攫取控制权私利现象的普遍存在性，并且这种现象在市场不发达的国家表现的更为明显。在转型经济环境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市场体制发展并不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也不健全，同时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大都呈现高度集中的状况，导致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较高。近年来，高管攫取控制权私利的手段也愈来愈多样化，包括利用关联交易、内幕交易和低价转移资产等方式，这些行为都会降低公司价值，减少期望收益，影响公司治理效率，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我国上市公司面临的这一现状，不仅使得我们认识控制权私利、发掘攫取控制权私利的手段成为重点任务，识别影响控制权私利的因素也成为当务之急。　　本研究首先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回顾与梳理，发现对控制权私利研究的局限，并利用政治关联的新角度对公司治理领域这个焦点问题的研究进行拓展。本文拟探究高管政治关联对公司控制权私利水平存在何种影响，并将公司治理水平和激励水平作为中介变量，提出研究假设，企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进一步说明高管政治关联对控制权私利水平是如何起作用的。本研究通过对2008年-2011年中国A股上市民营企业进行筛选，得到422家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民营企业高管政治信仰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利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高管政治信仰对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影响部分会通过股权集中度和高管薪酬起作用，当董事长政治信仰得分越高时，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越低，高管的薪酬也越低，控制权私利水平越高。　　第二，民营企业高管的人大、政协代表身份会对公司的控制权私利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当董事长拥有的人大、政协代表身份级别越高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水平越低。并且股权结构与高管薪酬的中介效应都显著，董事长的人大、政协代表身份级别越高时，股权集中度与股权制衡度越高，高管薪酬水平也越高，控制权私利水平得到有效约束。　　第三，民营企业高管政治级别对公司控制权私利水平的影响则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