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激励问题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特别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以来,华尔街金融机构高管动辄上千万美元的高额年薪和“突击分红”行为更是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而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高管“天价薪酬”与“零薪酬”并存的混乱景象也不禁让人怀疑,是谁决定了国企高管的薪酬?已有的关于高管薪酬激励的研究多以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层权力理论为基础。最优契约理论认为,高管薪酬激励可以降低代理成本；在满足董事会的有效谈判、市场的有效约束及股东可有效行使权力这三个前提的情况下,高管薪酬应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但现实中高管薪酬和企业绩效的相关性是很差的,同时很多研究结论也表明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不符合最优契约理论的预期。管理层权力理论的出现为这一矛盾现象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高管薪酬契约并不能使得高管和股东利益得到统一,高管有能力影响董事会制定薪酬契约,并从公司的利润中寻租。国内外许多研究也表明,高管会利用权力自定薪酬。结合我国实际,本文认为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为我国国企高管权力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政府放权让利的过程实际上是政府权力不断下放、高管权力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因而国企高管利用权力自定薪酬存在一定的制度原因,且“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等的公司内部治理缺陷为中国国企高管利用其权力影响薪酬契约的行为提供了足够的空间。然而,国企高管利用权力谋取收益也不是没有界限的。因为当高管的薪酬过高时,抱怨成本就会出现,高管就有可能被替换或是降职。特别是作为亦官亦商的国有企业高管,其不仅追求经济利益,也在意自身的政治前途,因而抱怨成本的存在会对其利用权力自定薪酬的行为有一定的制约。Bebchuk等人也认为抱怨成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高管薪酬中的权力效应。同时,Bebchuk等认为,薪酬机制的透明化可能成为治理高管薪酬中权力效应的一种选择。而经过三十多年市场化改革之后的我国媒体,其报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信息不对称情况,促使公众更多地了解国企高管薪酬状况。当公司高管薪酬过高时,这种透明的薪酬状况更有可能使国企高管招致抱怨成本,从而对国企高管薪酬中的权力效应产生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权力、高管薪酬和媒体关注之间的关系,并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国企高管权力对高管薪酬有什么影响?媒体关注对这种影响有何塑造作用?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首先对国企高管薪酬、国企高管权力和媒体关注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其次,本文回顾了委托代理理论、最优契约理论、管理层权力理论,并对高管权力对薪酬的影响和媒体关注影响公司内部契约的理论及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然后,对相关的制度背景进行分析；接着,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在前文理论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文章的研究假设；最后,借鉴前人的研究建立模型,以2009-2011年1938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如下结论：首先,我国国企高管权力与高管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水平都显著正相关,国企高管存在利用权力自定货币薪酬以及追求在职消费的现象；其次,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的敏感性高,而与市场业绩的敏感性偏低,可见我国国企已初步建立基于业绩的高管薪酬激励制度,但存在一定的短视化效应；再者,媒体关注对国企高管薪酬中的权力效应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且媒体关注度越高,国企高管权力对高管薪酬的正向影响被削弱；媒体关注对高管货币薪酬中的权力效应影响较大,媒体关注度越高,则国企高管利用权力自定货币薪酬会显著减少；同时媒体关注会使得高管权力对在职消费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国企高管利用权力恶意挥霍在职消费的行为有一定收敛。实证结果对我国国企高管薪酬激励制度改革有重要启示。结合理论分析及实证结果,我们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第一,我国国企急需建立更为完善的以业绩为导向的高管薪酬激励契约。使得高管薪酬受其权力影响更小,而更多取决于其自身创造的业绩,让努力与回报挂钩。同时,其薪酬不仅应与净资产收益率等会计业绩指标挂钩,更应该与股东权益收益率、股票市场回报率等市场绩效指标相关。第二,企业的内部治理水平有待提高。一方面,需要严格执行公司法规定的上市公司引入独立董事的制度,严格把关独立董事的任职条件和资格,并建立配套的法律和激励措施保障独立董事有能力也有动力去行使权力,提升董事会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薪酬委员会和监事会的独立性及有效性也有待提高。第三,外部监督机制有待完善。首先,政府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放松对媒体的管制,同时建立配套的法律,敦促媒体说真话,只有这样媒体的治理作用才能更有效的发挥。其次,上市公司应建立更为透明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方便内外部力量对高管进行监督,杜绝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不相关甚至负相关的现象。最后,需要建立更为完善的外部治理机制,例如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市场中介机构等,利用更多更有效更完善的途径以监督高管薪酬问题。本文基于我国的制度背景,探讨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权力对其薪酬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媒体关注对这一影响关系的治理作用,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本文引入了媒体关注作为高管权力与高管薪酬关系的调节变量。前人也有研究如何治理高管薪酬中权力效应的问题,但无一例外都忽略了媒体这一外部监督力量的调节作用。本文在系统回顾国企高管权力对高管薪酬影响的基础上,发现媒体关注对高管薪酬中权力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制约效果,并分析了媒体关注对国企高管薪酬中权力效应的治理路径。不仅丰富了已有的关于治理高管薪酬中权力效应的研究,同时也使得有关媒体治理的研究更进一步。第二,本文在研究中发现,媒体的治理作用有一定的局限性。媒体关注使得国企高管权力对高管货币薪酬的正向影响得到治理,但高管权力对在职消费的正向影响却并没有被显著削弱,可见媒体倾向于对那些显性的,易观察的现象发挥作用,因而具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