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导致的雾霾频发、水土流失、淡水污染严重、土地荒漠化和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环境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其中企业更是因占我国污染排放总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而成为了环境污染治理的焦点。与此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大力推进不仅唤醒了我国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也导致其对企业自觉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的期盼日益攀升。在此背景下,企业所开展的一系列以保护资源、治理污染和关爱自然为目的的环境行为,成为其占领绿色市场份额、树立良好企业形象、获得积极社会声誉、提升经济效益和企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企业环境行为作为环境经济学、组织行为学等领域关注的核心内容,学术界基于模型演绎与数理分析探索企业环境行为的决策演化机制,及企业环境行为对企业环境绩效和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消费者这一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环境行为的差异化响应。事实上,作为企业绿色营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环境行为不仅是企业践行绿色发展原则和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的重要表现,关乎着企业的社会声誉,也是维系与消费者高质量关系的重要途径,会对消费者的行为决策产生重要且深远的影响。鉴于现有研究不足,本研究将从绿色营销视角出发,聚焦于消费者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心理决策过程,深入探讨企业环境行为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机制。本研究从绿色营销视角出发,依据制度理论将企业环境行为划分为实质性环境行为与象征性环境行为两类,其中实质性环境行为是指与企业核心业务相关的且能够显著地改善或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的企业行为,包括产品驱动的环境行为和制造过程驱动的环境行为以及其他与污染防治和环境技术创新相关的行为。象征性环境行为是指企业为缓解制度压力,获取环境合理性而开展的,能帮助企业建立或维护环境保护形象的环境行为,包括企业与各类环保事业展开合作、参加环保公益宣传活动、申请绿色商标、设立环境管理委员和采用绿色薪酬政策等环保形象管理行为。本研究引入诚意动机感知和漂绿感知两个能够有效反映消费者对企业行为动机认知的心理变量和思维模式这一能够反映消费者信息加工模式的变量,构建起以企业环境行为为自变量,诚意动机感知和漂绿感知为中介变量,思维模式为调节变量,消费者响应为因变量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设。本研究通过四个情境实验分别验证了消费者对实质性环境行为与象征性环境行为的差异化响应,即消费者在面对两类企业环境行为时在企业态度、产品购买意愿和口碑传播意愿上所表现出的差异;诚意动机感知与漂绿感知在企业环境行为影响消费者响应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消费者思维模式在企业环境行为影响消费者诚意动机感知和漂绿感知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以及思维模式调节下诚意动机感知和漂绿感知的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通过实验一验证了企业环境行为对消费者响应的直接影响,结果表明相比于象征性环境行为,消费者对实质性环境行为的企业态度、产品购买意愿和口碑传播意愿更积极。实验二通过更换被试和实验材料的方式验证了再次验证上述结论且进一步发现,相比于象征性环境行为,实质性环境行为更易激发出消费者诚意动机感知;相比于实质性环境行为,象征性环境行为更易激发出消费者的漂绿感知,且诚意动机感知和漂绿感知在企业环境行为与消费者响应之间起中介作用。实验三再次更换实验材料和被试,旨在验证消费者思维模式在企业环境行为与诚意动机感知、漂绿感知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处于整体思维模式时,消费者对实质性环境行为与象征性环境行为所表现出的诚意动机感知与漂绿感知无差异,在局部思维模式时,更易对实质性环境行为产生诚意动机感知,对象征性环境行为产生漂绿感知。实验四通过更换被试对上述所有结论进行再次验证,目的是提升实验结果的可推广性,此外实验四的结果进一步表明思维模式会调节企业环境行为对诚意动机感知和漂绿感知的影响,进而对消费者响应产生影响。本研究首次绿色营销视角出发,考察消费者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响应机制。这不仅是在理论上对企业环境行为研究视角的补充与发展,同时也为我国企业实施绿色营销提供了新的策略选择。本研究发现并验证了企业环境行为提升消费者响应的中介机制,构建起实质性环境行为与象征性环境行为对消费者响应的心理机制,揭示了两种企业环境行为影响消费者响应的心理过程的差异性。此外,本研究探讨并证实了思维模式在企业环境行为提升消费者响应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明晰了两类企业环境行为尤其是实质性环境行为对促进消费者响应的边界条件。在营销实践方面,本研究对于企业有效地开展环境行为实施绿色营销策略,赢得绿色竞争优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具体而言,企业在制定和实施环境行为时,应以实质性环境行为为主,象征性环境行为为辅,重视消费者对企业环境行为动机的认知与判断,并充分考虑针消费者整体与局部思维模式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地实施企业环境行为策略,从而激发出消费者的诚意动机感知,避免漂绿感知的产生,最终增强消费者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