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廉价的资源支撑和大量的资本投入是我国近几年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定价过低造成资源大量、无效地消耗,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加速了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速度,资源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瓶颈,严重影响了国家和资源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对资源城市和可持续发展进行清晰而准确的界定,是研究资源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运用生态足迹评测方法,论证了我国资源城市目前都存在严重的生态赤字问题,对模型的引申证实了我国资源城市存在“双重”生态赤字。运用博弈理论进行分析,在目前的资源管理体制下,各行为主体不会自觉地选择可持续的资源开采和利用方式。行为主体有共谋组成更大的联盟体以获取更多利益的意愿,弱势群体的利益往往受到强势联盟体的侵占。居民后代由于缺少强势代言人,其利益往往被忽视。因此,在资源城市转型、谋求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拥有最大权利的中央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用核心—边缘模型进行数值模拟,得出模型中反映产业集聚的各参数范围,实际数据证明我国目前正处于产业集聚的发展阶段。而我国大部分资源城市处于中老年期,资源开采深度增加、资源丰度减少,资源产业已进入规模报酬不变甚至递减阶段,而国家的资源价格体制、资源产业的财税政策及条块分割的管理方式,更加剧了这一趋势,造成除资源相关产业外的其他产业无法集聚在资源城市,导致资源城市被边缘化。我国对资源所有权的界定不清晰,尤其是严重忽视资源城市对当地资源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造成资源过度开采,资源价格偏低,影响资源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资源定价不仅应考虑资源本身的价值问题,还应考虑资源在开采和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外部性问题。资源利用过程中的市场失灵需要依靠伦理约束和政府行为来解决。政府引导式的资源城市转型方式最适合我国国情,国家应在管理体制、财税制度上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支持资源城市发展替代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