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化石能源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其衍生的C02等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导致了全球气候发生骤变,严重地破坏了人类生存环境。面对全人类这一最大的公共环境问题,世界上正兴起低碳经济浪潮,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进程。对我国而言,这更凸显出我国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和危机感。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高度关注环境问题,在节能减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甚至将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一效率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但是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仍然直陈没有完成“十一五”期间的节能减排任务。显然,尚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打破粗放式发展的路径依赖尚需时日,如何统筹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关系,破解气候环境及经济增长的双重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国面临的极为重要的战略性任务。本文借鉴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节能减排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通过结构调整视角探讨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可持续增长问题,即聚焦于通过要素重新配置、从效率低的部门流向效率较高的部门而不是要素数量的增加来实现产出增长,这种结构效应与技术进步一起构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内容和手段。论文较全面详细地回顾了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了考虑能源环境约束的经济增长理论、低碳经济理论以及产业结构理论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通过企业行为视角对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在Stokey-Agion的理论框架基础上,研究节能减排约束下结构变动、可持续增长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实现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条件。Stokey-Agion模型成为研究环境约束下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框架,但是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忽视了产业之间的非同质性,因而也忽略了结构调整在节能减排中的意义和作用。将经济划分为清洁产业和污染产业两个部门有助于识别这个问题,考虑到不同部门对环境依赖及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当清洁产业对总产出的贡献不断扩大,不仅有助于降低污染强度增加消费者福利,而且能够维持甚至推进经济增长。与相关文献不同,本文这个工作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的一个内在动力。本文估算了中国1978—-2008年碳生产率,并用拉氏分解法分析了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和能源消费结构等影响碳生产率的主要因素。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样本期间我国碳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4.26%,累计增长249%,技术进步是推动碳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贡献较小,结构变动在大多数年份反而降低了碳生产率,尽管其负面影响极小,但显然没有发挥结构减排应有的作用。采用基于6部门面板数据的改进的非参数SBM模型,测算并分析了环境约束条件下我国1990—-2008年6部门的环境效率与碳排放效率。研究发现,工业和商业有着较高的SBM效率得分,以较小的碳排放生产了较多的增加值。其他服务业近年表现不俗,已经接近效率前沿。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是环境效率较差的两个部门,消耗了较多的能源,排放大量的CO2,却贡献了较少的产出。我们首次计算了碳排放效率TFCE,它以目标碳排放除以实际碳排放的比值表示,这个指标便于我们量化和评价产业(地区)减排方面的绩效。本文测算并分析了节能减排约束下我国1990--2008年CO2边际减排成本——影子价格。我们的估算结果比以往的大多数文献明显偏低,通过比较分析,发现这与理论逻辑与实际情况相符。研究发现,不同产业的C02影子价格具有较大差异,反映出不同产业具有明显不同的边际减排成本,这与各产业在碳排放约束下的生产效率密切相关。在对分部门影子价格的测算结果基础上,进而讨论了CO2影子价格在公共环境政策方面的两个主要应用：碳排放市场交易价格和碳税税率的确定,认为较低的碳排放交易价格和碳税税率反映了当前碳排放实际的边际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