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余是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的一支少数民族部族,主要活动在西汉中期至三燕晚期五百余年的时间里。史书中对夫余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货殖列传》,说明西汉中期,夫余国势力已经崭露头角。因此,夫余国的初创时间最迟是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夫余国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燕势力的崛起,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和永和二年(公元346年),慕容鲜卑先后两次征伐夫余,致使夫余国完全失去作为独立政权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能力,夫余族人散落各地,大约持续到公元五世纪初,在与其所栖身部族共处的过程中逐渐消亡。夫余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始终是东北地区边疆考古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其中,夫余遗存的认定、夫余文化的渊源等一直是颇具争议的问题。本文研究即是借助新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针对以下四个问题展开一定讨论:第一,夫余文化的渊源和发展动力,即本文第一部分。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两个角度对夫余文化的渊源、发展和消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一方面理清西团山文化、白金宝文化、汉书二期文化与夫余文化早期代表(泡子沿类型)之间的影响关系。泡子沿类型的陶器主要有杯口双耳壶、双耳罐和敞口陶钵等。其中双耳、弧腹的造型继承自西团山文化,而杯口造型是西团山文化没有的,这种文化因素应该来自"白金宝一汉书二期"文化体系中。在此基础上,本文还结合文献中对夫余始祖神话(东明神话)的记载,论述了夫余族的产生。即东明集团南下后,从部族权力上控制了西团山文化地域内的土著人,而东明集团所代表的槖离国文化与西团山文化实现了融合,形成了泡子沿类型的文化内涵,本文称之为"先夫余文化"。另一方面,从榆树老河深的资料入手,探索夫余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所吸收的发展动力。通过研究可以看出,是汉地文化向北的推进直接影响到了夫余生产方式的发展,铁制农具使农耕生产水平得到了提高,从而大大推动了夫余文化的发展,夫余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因此,本文认为夫余文化发展动力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汉地文化的深入影响。第二,夫余文化鼎盛时期的文化面貌,即本文的第二部分。目前学术界针对夫余文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多是集中在这一问题上的。本文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夫余鼎盛时期遗存,即榆树老河深中层墓葬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但是本文认为由于遗址资料的稀少,目前的考古资料仍然只能比较全面地讨论夫余鼎盛时期的葬制、葬俗情况,随葬品的种类、造型可以一定程度上反应夫余文化的基本面貌,不能以一概全,想要揭示夫余文化的整体面貌则需要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第三,喇嘛洞墓地三燕时期墓葬的族属认定,即本文的第三部分。1998年,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最重要的一次发掘工作完成,发掘者当时认定其为慕容鲜卑遗存,资料的陆续公布推动了学术界对十六国时期慕容鲜卑相关问题的研究。2000年,田立坤先生在《关于北票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喇嘛洞墓地的族属不是鲜卑,而是于前燕时期被慕容鲜卑迁徙至大凌河谷地的夫余部族。2004年发表的《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发掘报告》,仍然坚持了"鲜卑说"的研究结论,直到目前,喇嘛洞墓地三燕时期墓葬的族属究竟是夫余还是鲜卑仍然悬而未定。本文对喇嘛洞墓地三燕时期墓葬与周边典型的慕容鲜卑墓葬及典型夫余遗存榆树老河深中层墓葬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该遗存所反映的文化面貌表现出许多鲜卑文化特点。特别是陶器,在造型上与慕容鲜卑墓葬出土的陶壶十分相似,但事实上某些造型相似的陶壶由于体量差距很大,在功能上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只是简单地从造型上认为二者是同类器物。因此本文认为,喇嘛洞墓地的部族具有大型陶器的使用习惯,与使用小型陶器的慕容鲜卑的生活方式是不同的。同时,喇嘛洞墓地三燕时期墓葬的葬制、葬俗、陪葬品方面所表现的文化面貌也与慕容鲜卑墓葬完全不同,反而与夫余文化鼎盛时期的代表,同为墓葬资料的榆树老河深中层墓葬所反映的文化面貌极为相似。故本文认定喇嘛洞墓地三燕时期墓葬为夫余文化遗存,其所代表的阶段是夫余文化衰落时期。第四,夫余文化的分期,即本文结语中,综合前三部分所讨论的内容。本文将夫余文化分为三期,第一期在西汉早期,即公元前二世纪晚期到公元前二世纪中期,是以泡子沿前山遗址上层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本文称之为先夫余文化。第二期自西汉中期,即公元前二世纪初至公元285年,慕容廆攻打夫余,造成夫余第一次亡国之前。为夫余文化鼎盛时期,也就是夫余国的王国时期,是文献中夫余国活动较为活跃的一段时期。第三期为夫余文化的衰落期,即本文认定的喇嘛洞墓地三燕时期墓葬所反应的文化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