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3年英国通商使臣约翰·塞里斯抵达日本,两国经互换国书及相关商贸规定书开始了贸易往来。至1623年,平户英国商馆关闭,两国通商关系随之断绝。对于日英两国这段早期交往的历史,国内学者关注较少,国外学者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但并不够充分。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对此一时期日英通商问题作出考察,不仅有助于把握两国关系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亦对于解读17世纪初日英海外贸易的开展乃至东西方交流互动情况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除绪论外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日英早期通商问题展开研究。第一章为日英早期通商的背景。日英早期通商的开展并非一蹴而就,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就日本方面而言,江户时代早期德川家康积极构建海外贸易体系,为两国商贸往来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就英国方面来讲,斯图亚特王朝初期英国大力推行海外商贸扩张策略,为日后开启日本市场提供了政策导向,并为两国贸易开展提供了物质保障。此外,作为最初赴日英国人,威廉·亚当斯为两国通商关系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两国商贸事业才得以顺利进行。第二章为日英早期通商关系的建立。本章先就两类容易产生通商关系建立误解的日本史料进行辨析。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英使约翰·塞里斯来航日本与两国通商关系的建立情况。1611年4月,依据伦敦东印度公司的指令,塞里斯开始了前往东印度地区的第八次航海行动。董事会在下达的航行训令中明确提出前往日本建立通商关系。然而应当看到,此次航行虽确立了对日通商的目标,但其首要任务乃是于印度西部港口苏拉特或红海沿岸穆哈港进行贸易。但无论如何,英国做出了开启对日通商的具体行动,而航程中舰队在以上两地遭遇的商贸阻力,更促使塞里斯来航日本。1613年6月,塞里斯一行抵达平户港,随即展开商贸交涉。9月塞里斯等人于骏府谒见家康,上呈国书及通商请愿书。针对两封文书,家康命作返翰及朱印状,表达了对互通商船的许可,日英通商关系正式建立。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两国通商关系建立过程中,威廉·亚当斯对两国文书的翻译至关重要。亚当斯并非单纯地将两种表意符号进行对应转换。而是针对两国统治者的尊贵地位、贸易主体的具体商贸要求,以及两种语言截然不同的行文习惯与文书表达方式,作出了有针对性的翻译。这种翻译方式避免了通商交涉中可能产生的争端,有力促成了两国通商关系的建立。第三章为日英早期通商的开展。着力考察两国贸易开展情况,包括英国在日商贸机构的设立、两国贸易主体、贸易开展方式与商品结构。英国在日商贸机构主要包括平户商馆,江户、大阪分馆以及日本国内各地的代理店。三种机构组织的设立并非同时进行,而是依据贸易需求的变化逐步做出的调整。三部门设立后,组织形式趋于完备,从而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贸易的有效运行。在贸易主体方面,伦敦商人东印度公司扮演了英国贸易主体的角色。与之相对,幕府将军、大名、商人、一般武士则构成了日本方面的贸易主体。两国主体在经营活动中,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用,是商品交易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另外,在日英早期通商历史中,针对英国输往日本的商品,形成了四个不同时期的贸易开展方式。各期变化趋势明显,体现了贸易方式开展的阶段性特征。而纵观日本商品的贸易开展方式,虽在不同时期亦有所变化,但并未对交易量少的局面产生影响。此外,通过对两国主要贸易商品结构的考察可以看到,英国对日输出品包括来自本国的呢绒,铅、钢铁等军需品;以及由海外转销日本的丝织品、棉布、皮革、染料、香料。日本对英输出品则包括供平户商馆使用的木材、石灰、铁钉;以及英国在东南亚贸易站点所需的贵金属、粮食。这一结构的形成,主要由两国贸易需求情况所决定,基本反映了日英双方的商贸往来关系。第四章为日英早期通商中的相关政治、经济问题。英国在开展对日通商的过程中,不断遭受来自以葡萄牙、西班牙为代表的旧教国的商贸竞争与干扰。因此,为保证对日贸易的顺利进行,并进一步加强英国在亚洲的商贸地位,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缔结了“防卫同盟”,旨在共同打击旧教国势力。以“平山常陈事件”为契机,英荷两国利用幕府对天主教的禁教政策,逐步将旧教国排挤出日本市场。在此过程中,荷兰商贸势力迅速崛起,并逐步取代了旧教国的地位。而英国不仅未能抓住机遇扩大对日贸易,更由于各方面原因做出了退出在日商贸的决定。此外,平户英国商馆为稳固并加强日英贸易,在通过英属东南亚贸易站点以及英国本土进行商品采购的同时,亦着力开启中国、朝鲜、琉球货源市场。但上述地区的开拓行动并不尽如人意,致使英国方面不得不因缺乏高价值商品的供给而陷入商贸困境。第五章为日英早期通商的断绝及其原因。1623年12月,依照东印度公司驻巴达维亚商馆的指令,平户英国商馆关闭,馆长考克斯及馆员一行撤离日本,由此标志着日英早期通商的断绝。此后,公司虽不断出现恢复对日通商的声音,并于1671年成功派遣船队,但终究未能重返日本市场。本文认为,造成两国通商关系断绝的原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其中平户商馆经营管理不善、英国对日贸易所需费用较大、英国在亚洲的商贸势力尚属薄弱是为英国在贸易开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德川秀忠对英国人进行严格的贸易限制则是来自日本方面的阻力,而英国在日本市场遭受激烈的商贸竞争乃是当时东亚国际贸易环境所使然。因此,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英国人被迫离开日本。文章结语部分旨在总结日英早期通商所表现出的特征,并分析日英早期通商的开展对17世纪初日英两国海外贸易、对外交往的策略转变以及东亚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