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全球气候正在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气候变暖除了导致海平面升高外,还引发暴雨、冰雹、热带气旋、严重洪涝等极端天气灾害。最近几十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气候变暖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一系列科学研究证实,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存在直接关系。目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目前已达成共识,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的低碳经济是解决当前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方式。正值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与国家能源安全的考虑,发达国家也纷纷开始发展低碳经济,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同时,由于大气层属于一种典型的全球公共产品,所以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控制涉及到国家间利益的分配与发展的空间,所以各个国家纷纷制定或出台相应政策来争取更多的利益。本文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下,结合中国的现实对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影响因素以及发展路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本文首先分析了全球低碳经济的发展进程以及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演进。世界各国都已经认识到过度二氧化碳排放的危害,但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具有全球公共产品的特性,对于如何降低全球碳排放并将大气中二氧化碳水平限制在环境可以承受的范围却难以达成一致。国际间的谈判是推进全球低碳经济进展的唯一途径。目前已经召开了15次世界气候大会并取得阶段性的实质性的成果。正是在这每一次的世界各国多方力量的博弈中,中国的低碳经济政策逐步发生转变,并且主动向世界承诺了减排的目标。本文第四章结合中国的现实应用EKC理论和脱钩理论对中国的碳排放进行了长期演变预测和短期变动趋势分析,发现中国的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N”型关系,并且碳排放表现为继续增长的趋势。并且从短期来看,二者之间出现过“脱钩”,造成二者“脱钩”的主要原因可能来自于外部的冲击,比如能源价格、金融危机等,但是近几年的脱钩弹性表明二者之间呈现“扩张连接”的特征。所以,无论长短期都说明,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碳排放量将维持继续增长的趋势。为了全面了解中国碳排放的驱动因素,本文第五章采用了目前最为常用的LMDI分解方法对中国的碳排放从能源消费层面、产业层面和行业层面进行了多层面的分解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是中国碳排放的主要原因,其中,能源消费层面的分析表示,能源效率因素对抑制二氧化碳排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煤炭的消费比重过高是导致中国1991——2008年人均碳排放不断升高的根本原因。产业层面的分析显示,结构因素对二氧化碳的排放具有拉动作用,技术因素对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起到了很好的抑制作用。并且,第二产业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从行业层面来看,结构效应对二氧化碳排放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但贡献不大。技术效应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比较明显。其中农业和其他行业对中国的碳排放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以及批发零售等都对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拉动作用,其中以工业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交通运输的拉动作用次之。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工业化是中国近年来碳排放产生的主要原因。随后第六章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存在的困难与障碍进行了分析。首先是中国能源结构的高碳禀赋以及能源使用技术的高碳锁定特征,意味着在未来较短的时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中国经济短期内难以走上低碳经济发展之路。其次,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产业结构特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消费结构升级使得对能源的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长。第三,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粗放式发展的特点,对能源和资源依赖度较高,单位GDP能耗和主要产品能耗均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以粗放型为主的增长方式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第四,技术支持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前提,但是中国整体科技水平落后,低碳经济技术的开发与储备不足。第五,相应的制度建设还不完善。在第七章,本文详细介绍了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一些经验与措施。最后,本文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一条从碳源到碳汇的中国经济低碳化发展路径。主要是通过在整个经济社会运转过程中,利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促进能源低碳化、促使企业和居民生产生活低碳化、发展碳汇技术来降低已经排放的二氧化碳含量。其中,低碳技术是保证,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是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