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特定伦理观念的凝结和沉淀，孝道传统对人们道德观念的预制和社会秩序的规范是潜移默化和无处不在的。然20世纪以来，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模式解体，家庭伦理秩序亦随之变革，当今的中国乡村正遭遇以孝道失范为明显特征的“伦理性危机”。站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乡村治理的高度，亟需对转型期的乡村孝道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以鲁西南的H村作为田野个案，将孝道视为一种基于特定经济、社会、生态结构之上的社会生活方式。从社会学的视野研究转型期的孝道与乡村秩序之关联，并进而考察乡村社会的道德与话语变迁、权威与秩序变异、礼治与法治更替。沿着这一逻辑思路，本文的主体分为如下三大板块展开。第一部分社会转型·村庄失序·孝道异化。包括导论、第一章变迁中的H村社会生态秩序、第二章“断裂与传承”：新时期乡村孝道的话语与实践。此部分勾画出孝道实践的文化地理坐标，对调研点H村的经济变革、人情风俗、社会生活、灰色空间等进行述析，建立了H村孝道文化生态的实然场域。通过对孝道内涵的历史性记忆挖掘中，获得孝道“养孝兼备”、“敬养兼施”的分层标准及其秩序化功能。以此为分析工具，分别从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考察当代H村孝道的知识建构及其实现程度。结果发现，相比传统的孝道记忆和当代宠幼尚青的现实，孝道知识已经呈碎片化和边缘化的趋势，而孝道失落的过程又与村庄社会的转型和失序相伴而行。第二部分孝道伦理与“家庭·村庄·国家”秩序的冲突与融合。包括第三章“孝与报：家庭伦理秩序中的孝道”、第四章“孝与礼：社区礼治秩序下的孝道”、第五章“孝与法：国家行政干预下的孝道”。本部分意在从“孝与家”、“孝与村”、“孝与国”三个逐渐放大的场域，分析社会转型期孝道与乡村秩序演变之间的因果互动关系。首先，从分析家庭结构的变化入手，分析论证代际互惠关系的异化，并对家庭代际关系最为棘手的婆媳关系进行社会学的研究，最后从老人危机的社会政治根源中寻找“家和万事兴”的对策；其次，依礼而治的社会管理方式、以教化为己任的“乡绅”对孝礼的践行与维护、村庄礼俗对孝道的牵制与褒扬、地方政府和法律对村规民约的认可与支持等，成就了孝道在传统乡村的鼎盛地位。但随着上述孝礼支持系统的退化和现代法理型国家对乡村政与法要素的渗透，当代孝道沦落为“一本难念的孝经”；再次，随着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建构及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与控制，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法律下乡，身处礼俗和国法夹缝中的孝道进退维艰，处于“旧礼管不了、新法管不到”的尴尬境地。而国家推行的计生政策和火葬、简葬管理法规也试图从人口生产的控制根本改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道观念。第三部分从乡土到后乡土：孝道与村庄秩序互构之演变。即第六章“新孝道与村社秩序重构”与余论章“文化重构与乡村治理”。本部分以孝道与村庄秩序为视角，从孝道的演变和村庄秩序的变化中寻求二者之间的因应之道与控制机制。通过社会变迁的分段考察，梳理了传统孝道和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转型期孝道与村庄秩序的异化以及后乡土时代孝道与村庄秩序的重构。在透析社会发展内部动力的基础上，探寻出孝道流变与村庄社会秩序治理的内在影响机理：其一，国家的治道和政策会影响和改变乡土社会秩序；其二，村庄的内部资源和内生秩序是维持乡村发展和稳定的基础。新农村建设运动的最终效果，取决于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互补。本文最终得出结论：孝道作为代际交换、村庄互信和家国同构的制度伦理，在传统社会中维系着家族的传承、乡村的有序和国家的稳定。近代以来，国家转制，社会转型。尤其是近三十余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更是引起了社会、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变革。乡村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和常规性权力正在弱化，传统的文化权力网络式微，孝道渐失生存延续的土壤。然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商业的理性计算基于社会信任等伦理精神一样，中国乡村转型中出现的“利益时代”同样也需要新的制度文化来提供规范和共识。站在乡村治理的高度，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重新审视孝文化的当代价值，发掘其于乡村社会内生秩序的关联，整合重塑乡村的未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