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是按照消费者意愿提供客运服务并根据行驶里程和时间收费的客车,其提供的服务通常包括巡游、站候和电召服务。由于利益关系扭曲、矛盾突出,城市出租车在当今中国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行业。2000年后,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出租车领域的规制问题。行业的规制包括市场准入、服务价格、服务质量、社会责任规制等四个方面。因涉及到复杂的经济学问题,经济学界的关注要多于法学界,多数研究仅停留在宏观的政策呼吁上,很少有人静下心来研究出租车服务交易的独有特征。总体而言,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在全面考察境外规制实践的基础上,在国内首次运用经济法理论对我国出租车行业中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改善规制的具体建议。城市出租车服务具有快捷直达、方便可达、相对于大中容量公交方式的低使用效率、流动性强、管理难度大等特点,从属性上看属于弱公益性的非公共物品。从定位上看,应承认其城市公共交通属性,将其界定为大中容量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补充。公共利益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规制俘虏理论、激励性规制理论等都只能对出租车市场的局部现象做出合理解释。以捍卫社会整体利益为己任的经济法对厘清出租车市场的复杂利益关系意义重大,而从纯粹的民法或行政法角度研究则难以得出正确结论。出租车的规制在境外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我们要认真研究与借鉴。国外普遍重视运用法律手段对出租车行业进行调整,其目的是致力于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与经济法的使命完全吻合。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放弃对出租车的规制,既授予规制机构必要权力又加强对权力的制约,是各国通行做法。例如议会也频频介入规制领域。我国的出租车行业经历了行业短缺、宽松规制、严格规制等三个阶段,目前已形成个体经营、挂靠经营、承包经营、公车公营等四种模式。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政府的干预措施不当致使消费者和作为劳动者的司机群体利益受损,出租车经营者获得了不合理利润却没有提供令社会满意的服务。因此,从准入、价格、质量、社会责任等四个方面进行制度设计,全面改善我国的出租车行业规制,势在必行。城市出租车行业的市场准入规制包括准入数量限制和经营组织形式限制两个方面。数量限制的积极意义在于：抑制负外部性(缓解城市交通拥挤、减少环境污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遏制过度竞争。出租车准入数量限制的消极意义在于：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带来寻租与腐败问题、黑车治理成本高昂等。本文认为,某个城市是否实行准入数量限制,应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只有存在净收益的情况下才考虑实施规制。数量限制政策本身并不具有“善恶”属性,关键是如何规范政府的干预行为。在有良好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规制的净收益完全有可能实现。在特许经营权出让方式上,建议推行质量招标制和限价拍卖制。在经营组织形式规制方面,由于重复性博弈和非重复性博弈的巨大差别,公司制可促进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在提高服务质量方面效果明显,而且我国的社会信用基础、行业自律水平及政府监管能力等都不尽人意,所以主张在大中城市推行公司制。小城市可充许个体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同时要适当提高进入门槛。城市出租车行业的价格规制必要性在于：抑制交易的负外部性、降低交易成本、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从境外的情况来看,有的国家实行政府定价；有的则由经营者自主定价但政府要针对可能产生的弊端进行间接地规制,例如限制价格竞争主体的个数,实施强制性的价格信息公开。我国目前存在价格构成简单化、定价方式单一化、价格听证过场化、出行引导功能虚弱化等问题。要明确价格规制的基本目标,合理配置价格规制权,建议由物价部门主导改为出租车规制机构主导模式。以增强消费者集团的博弈能力为重点,完善听证程序。要因地制宜出台价格补贴政策。以地方决策为主,实现出租车定价方式的多样化、价格构成的合理化。城市出租车行业服务质量规制旨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城市公共安全、展示城市良好形象、促进行业优胜劣汰。要借鉴境外经验,适当提高司机的准入门槛,建立司机的职前培训和在岗学习制度,制定切合本地实际的质量标准。提高消费者投诉的处理效率,丰富其维权途径,建立质量纠纷的行政裁决制度。要加强出租车规制部门的质量监管权,改变目前多头管理所造成的权责分离状况。要对经营者进行严格的质量考核,真正实现行业的优胜劣汰。出租车经营者的社会责任规制主要体现在司机的劳动权益保护、城市环境保护、提供普遍服务以及满足残疾人群体需求等方面。在推行公司制时,要对出租车司机实行倾斜性保护。建议将出租车公司定义为特殊法人,对其内部治理机构进行微调,定期进行财务审计,监控其利润水平。实行强制性的司机作息制度,推行集体劳动合同,支持组建企业内部的司机工会和城市层面的司机联合工会。要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例如推行区域出租车、无障碍出租车,合理调控运力,以满足城市边缘地区居民、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消费需求。城市出租车行业不存在是否需要规制的问题,而是如何规制的问题。相机而行的市场准入和价格规制,加上严格的质量与社会责任规制,应是我国的总体思路。建议出台法律位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租车法》,以解决地方立法已经遇到的瓶颈问题,同时为今后可能进行的放松规制改革预留通道。《出租车法》从性质上讲属于经济法。在价值取向上,应追求实质正义和社会整体效率,追求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的统一。应遵循正当规制、谨慎规制、维护合理竞争三个原则。中央的立法应该是原则性和宏观性的规定,各城市有权采取灵活措施。要成立独立的出租车规制委员会,完善规制程序,合理界定国家、规制者、经营者、消费者、司机、社会团体等各方主体的权利(权力)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