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为既要受到主导对外政策过程的国内行为体的理性选择、认知心理模式和情感波动等微观因素的影响,也要受到体系层次与国内层次上的权力、制度和文化的宏观结构因素的影响。国际信任是国家间的长期互动所沉淀下来的国际结果,从而也是国家行为再生成的原因。因此,影响国家行为生成的因素同时也是影响国际信任水平的因素。国家行为包括两个基本要素,即国家的战略目的,以及国家为达到战略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国家在应对其他国家的行为乃至体系变迁的过程中,所设定的战略目的与实际采取的政策手段可能具有相同的性质,也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质。在简化后的解释国家行为生成的跨层次理论模型中,经济相互依赖是体系层次上的核心变量,但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要受到国家间的总体实力对比、国际体系的总体竞争压力,以及其他国家行为的历史记录这三个体系变量的制约。国家构建是国内层次的核心变量,国家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则是评估国家构建绩效的关键指标,从而是使不同的国家在面对相似的体系压力即外部威胁与国际合作机遇时产生行为分化的关键因素。冷战后期以来,中国“以经促政”逻辑驱动的国内发展模式与对外战略,强化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进而强化了东南亚国家采取合作性对华政策的动机,但这种动机却根源于它们各自国家构建的需求所产生的对外战略意图与偏好,即通过提高经济绩效或借助外部力量来巩固政治合法性。与此同时,巨大的总体实力差距、对华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中国未来对外战略行为的不确定性、关于朝贡体系和中国对外输出革命的历史记忆,以及中美竞争加剧等因素,则限制或削弱了经济相互依赖诱导东南亚国家采取合作性对华政策的效用,从而增加了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中的对抗性成分。然而,东南亚国家的国家自主性与政治合法性的强度与变化趋势存在差异。因此,即使承受着相似的体系压力,东南亚国家的对华政策也会产生分化,也就是说,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中的对抗性成分与合作性成分的比例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