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华夏礼仪之邦,中华文明又被称作礼乐文明,礼是中华文化之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核心地位。殷礼是至今所能追溯到的最早的礼。尽管关于殷礼的研究因为“文献不足故也”,长久以来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但这种情况到1899年随着甲骨文的发现而得到解决,尤其是建国以后关于殷礼的研究不断推进,至今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我们对殷礼的认识也更为充分。实际上,除甲骨文以外,商代青铜器作为礼的物化形式,无论是器物本身还是其上铸刻的铭文,也都是研究殷礼的重要资料。本文以商代青铜器铭文作为主要材料,对商代的册命礼、飨酒礼、射礼三种礼仪加以探讨。第一部分关于商代册命礼的研究,主要是以新见商代青铜器陶觥铭文作为研究对象。陶觥铭文记载,小臣被商王赏赐“百工”,即小臣受命掌管手工业工匠职责,作册的僚友小夫陶在此册命礼中服事,因有功而获得商王赏赐圭、璧各一件、璋五件,小夫陶因受赏而作器祭祀祖癸。铭文最后“隹王口(曰)司册”,商王命令小夫陶掌管简册制作,也就是说小夫陶的功绩在于制作了此次册命的简册。因器主为小夫陶,所以主要记录了他个人参与册命小臣的礼仪环节。对比周代册命金文,其长官作册可能参与了册命小臣的礼仪,应是担任秉策的职责。由陶觥铭文看,商代存在简册制度,也存在册命典礼,但因作器者着意于个人功绩与荣耀,不专主记录册命礼仪,故未能窥见商代册命礼仪全貌。第二部分对商代飨酒礼的探讨,主要是从对商代青铜器尹光方鼎铭文的考释着手。尹光方鼎铭文记载,商王在的军队驻扎之地举行“餗”,即与祭祀相关的活动。在商王进行飨酒的过程中,身为内服职官的尹光从旁侍奉。商王返回王都后,因为尹光在商王飨酒过程中的表现,而赏赐了贝,尹光因受赏赐而作祭祀父丁的彝器。铭文最后“隹(唯)王征井方”即表明这一事件发生在商王征伐井方之时,其与铭文起首“乙亥”共同构成完整的时间点。结合甲骨文及商代金文中关于“飨酒”的记载,并对比传世文献中关于乡饮酒礼的内容,商代贵族的飨酒礼中通常要有地位较高者从旁随侍,且伴有奏乐,这一过程也被周代继承和发展。第三部分关于商代射礼的研究,主要以作册般鼋器型及铭文作为研究对象。作册般鼋铭文记载,商王在洹水获得了鼋,并以之为射侯,举行射礼。在射礼进行的过程中,商王射了一箭,佐助者射了三箭,皆命中。商王命令寝官转赐作册般,并言“奏于庸,则毋宝”,即命令身为史官的作册般将这一事件铭记在庸器上,不要作成宝器。因为作册般鼋是纪念性质的庸器,所以作册般鼋的器型较为奇特,且没有具体的赏赐物出现在铭文之中。通过礼书所载并联系商代甲骨文及周代射礼金文,商代射礼存在实物射且常在水泽原野处举行,与周代射礼较相一致。商代青铜器铭文虽以族氏铭文为大宗,但完整的记事铭文也在百余件以上,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值得深入挖掘与继续探讨。孔子言“周因于殷礼”当非妄语,通过对商周青铜器铭文的分析,并联系甲骨文,传世礼书等材料可见,殷礼与周礼之间的确存在承继关系,殷礼虽然不如周礼那般严密,但礼制的核心要素已近完备。